《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

展现北疆服饰文化的壮丽篇章

作者:杨源

□ 杨源

《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李莉莎教授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由著名服饰文化史与纺织史专家、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作序,全书近40万字,另有大量图片。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和阐释北疆文化,推进北疆文化建设,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是北疆学者的时代责任。蒙古族服饰文化传承和发展草原服饰文化,是北疆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之一。《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是作者长期研究蒙古族服饰文化史的总结性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特别注重文化传播与普及,行文尽量通俗易懂。正如赵丰教授的评价:“本书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写作中尽力体现通俗和普适,尽力体现本书作为文化史的宽度。”该书以服饰文化为视角,叙述蒙古族与多个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程,阐释和考证蒙古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展现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壮丽历史,是北疆文化史方面的一部力作。

一、讲述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完整故事

这是一部完整的蒙古族服饰文化通史著作,利用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出土文物、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实物资料,对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和考证,按时间顺序分期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族服饰文化与技术的演进过程。赵丰教授对此已有概述:“这部《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给了我关于数百年蒙古族服饰史的总体概念。时间上,它从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一直写到清朝时的蒙古族;空间上,涉及中国北方草原,甚至是欧亚北方草原所罕见的广度。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服饰史中,时空有如此宏大跨度的,影响有如此重要广远的,写作能如此具体深入的,为数极少。”赵丰教授高度评价本书具有资料全、考证详、视野广等特点。

在资料方面,作者广泛查阅、收集、整理了古今中外各种文献资料,分析、解构相关信息;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查阅了各地各类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以及各种展出的蒙古族服饰实物,调查了寺庙、墓葬、绘画中的服饰资料。信息范围遍布丝绸之路辐射的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到欧洲英、法、德、荷、美等各国。因此,书中包括了一些新发现或首次引用的资料,可以说包括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最为全面的资料。

在考证方面,综合使用文献分析、实地考察、比较研究、实验分析等方法,如从服装结构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纺织材料等。作者考证了蒙古族服饰文化及与元代服饰制度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元代服饰制度的建立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冲突与融合,蒙古族服饰在明清时代发展以及对这个时期服饰的影响等。

在视野方面,该书将蒙古族的服饰文化放在广大的欧亚草原文化及我国中原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考察和分析,既展现蒙古族服饰自身的文化特点,又关照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情况;既研究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内容,如服饰材料、服饰结构及服饰的生产加工、工艺技术、装饰纹样,又展现服饰的文化内涵,如民族习俗、美学价值、实用功能、文化认知等等。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全面的一部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著作。

二、展现了蒙古族与众多民族交流交往的历史与过程

历史上,有不少民族与部落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及农牧交错地带,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前后相随,你来我往,各领风骚。《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在服饰文化的视野下不仅展现了蒙古族对草原民族服饰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还梳理了与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和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

该书阐明了蒙古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服饰款式和服饰文化,以及对草原各民族服饰文化的优秀基因与合理成分的继承与传承情况。作者认为,“北方草原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封闭的”,每一个民族都在交流与继承中“汲取其他民族和部落服饰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服饰和服饰文化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形成适应草原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共同文化特征;服饰文化与生态环境及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草原各民族的服饰文化都是适应生存环境而逐步形成的,“草原民族服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适合游牧生活”。蒙古族服饰文化继承了适应草原环境所形成的服饰文化的共同特点,“以窄袖长袍和长靴为主要特征,裘皮、毛毡和毛织物为服饰主要材料”。宽松肥大的长袍,“昼为常服,夜则为寝衣”;紧系的腰带,方便骑乘,保护腰和内脏,并使前襟形成衣兜,实用功能很强。

该书深入研究了蒙古族与许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蒙古族兴起之后,在征战世界的同时,从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各民族服饰文化中汲取养分,在相互交往、交流中,吸收了亚洲许多民族的服饰材料、图案、工艺中的许多内容,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服饰文化,逐步形成并完善了服饰观与审美观。特别是在服饰材料上广泛采用多国家、多民族的优质材料,如西域至中亚地区生产的纳石失、怯绵里、撒答剌欺等,对兽团窠、肩襕等纹样的应用成为元代具有标志性的图案。该书围绕服饰相关技术讨论和考证了元代朝廷主持纺织工艺转移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是纳石失的生产技术。由于对这种服饰面料的大量需求,元代朝廷从中国的最西端到大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纳石失生产场所,从中亚、西域和中原调集了大量技术人员和织工,组织大规模生产,以满足需求,为我国纺织技术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往是本书讨论的主线之一。作者认为,“中原汉族服饰文化与草原民族服饰文化的交互影响从未间断过。”“特别是草原民族与中原地区有了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接触和交往后,其服饰也不断改变”。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在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中,就有大量中原丝织品进入蒙古草原,与此同时不断吸收中原文化。至元代,蒙古族服饰文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相互借鉴,不断融合,相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形成的质孙文化,正是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以中原文化为辅,融入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集合体。在元代宫廷,帝王穿着传统汉式衮冕,官员的公服都传承中原传统服饰。在民间,一些中原服饰款式也渐渐为蒙古族所喜欢,如对襟短袄的传承和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式等等成为蒙古族服饰的重要类型。

该书还十分详细地研究了蒙古族服饰从左衽到右衽转变的过程,也是蒙古族在服饰文化上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左衽和右衽,即衣襟掩襟方向,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强的礼仪内涵,上升到文化的认知层面。草原民族左衽是为了适应骑马、射箭的方便。与其他草原民族一样,蒙古族早期也以左衽为特征。本书通过大量史料文字和图像例证,详细考察了蒙古族服饰左衽与右衽的演变过程,以及二者并存的情况。作者指出,这是蒙古族统治者所倡导的,是蒙古族向中原先进文化学习的积极表现,代表着内心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质性引领草原文化融入中原文化。

蒙古族在与众多民族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服饰类型和面料种类,在服饰文化与艺术审美水平上得到了极大提高。

三、展现了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列举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研究、阐述和考证了蒙古族服饰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并相互借鉴的过程。吸收中原丰富的服饰类型和风格,是文化交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原服饰文化也借鉴和吸收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内容,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将两方面合在一起,勾画出文化交融的完整画面。

本书以较大的篇幅研究元代服饰制度的形成,阐明了从早期的服饰文化冲突到蒙古族主动融入适应、认同和采纳中原服饰文化的历程,从服饰文化的视角阐释了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元代服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实行以汉制衮冕与蒙古族传统质孙相结合为代表的蒙汉服饰双轨制。服饰制度既关系仪礼,又体现社会等级,有很强的文化与政治功能,我国历代都颇为重视,使舆服制度成为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详细研究和考证了元代服饰双轨制的建立过程和具体内容。元代服饰制度的建立体现了蒙古族在坚持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采纳、适应中原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历程。蒙古族早期通过长春真人邱处机和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财等人以及在与金、西夏的交流与冲突中,接触中原文化,窝阔台采纳耶律楚财的建议,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中原文化。忽必烈聚拢大批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智囊团,并采纳其关于借鉴中原文化、适应中原文化的建议,在继承传统习俗与采用中原制度之间,不断调和坚持“旧俗”与改用“汉法”之间的矛盾,最终使二者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朝廷内外、百官上下和各民族的和谐”。在采用汉制衮冕方面,帝王着衮冕、祭天地,采用中原传统的帝王龙凤纹样等中原标志性服饰文化,衮冕及百官公服“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同时也融入蒙古族服饰的固有内容。质孙服饰则是对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持与发扬。通过阐述元代的服饰制度的建立过程,该书既展现了蒙古族在服饰文化方面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愿望以及统治者的决心,又说明了融入的具体过程。

该书认为,元代蒙古族服饰在中原地区中的流行,是文化交融的一种表现。中原有不少人对蒙古族的事物充满好奇,穿“胡服”成为时尚,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元代服饰。这种影响持续影响至明清时期。明代蒙古族与中原的交流交往虽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但内容丰富。在贸易、朝贡、赏赐等交流中,草原上的珍贵皮毛与中原的纺织产品等服饰材料一直在向对方转移。质孙服的主要款式之一断腰袍从明代宫廷到民间,成为流行非常广的袍服,也是少数民族服装融入汉族服装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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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饰的视角看,虽然明代存在着禁“胡风”与穿“质孙”的矛盾,但实际上断腰袍在宫廷和社会上的影响已成定式,“成为明代男子服饰中具有独特风格的款式,并赋予了新的名称——曳撒”,此外还衍生出十多种不同的名称,如质孙、辫线袄子、断腰袍、校尉衣、控鹤袄、摺子衣、程子衣、帖里等。同时,明代服饰制度中还沿用了质孙服的不少内容,如断腰袍“成为宫廷内侍、校尉、贵胄、文武官员甚至帝王骑乘、游乐、礼乐、宴饮等场合的重要服饰,款式也更加丰富,成为明代的重要服饰类型”,“元代侍仪舍人的服饰本身就是中原服饰与蒙古族服饰的融合,明代朝廷无取舍全部继承。”此外,断腰袍还流行于广大士绅阶层,成为明代男子服饰中风格独特的款式。到清代,断腰袍还被皇帝“朝袍所传承,成为蒙古族服饰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清代蒙满服饰文化的交流交往频繁而丰富,并且受到周边民族服饰很深的影响。清代是蒙古族部落服饰风格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

总之,《蒙古族服饰文化史考》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也是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和北疆文化故事的佳作。

(作者系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