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耕

（接上期）

建党

恩克巴雅尔回到乌拉特草原后，利用文书长的身份，说服乌拉特西、中、东公三个旗的公爷（协理）同意办学，让娃娃们都去念书。恩克巴雅尔和当时西公旗的办事人员桑吉一起来做具体落实工作。西公旗的公爷叫日里克道尔吉，汉名叫鄂宝财。通过积极沟通，鄂宝财公爷同意拨了一部分土地。恩克巴雅尔和桑吉商议，把土地包租出去，然后用租金办学校。同时，恩克巴雅尔还担任了学校的教学工作，这也方便他继续宣传革命思想。

1920年秋，恩克巴雅尔以朝拜博格德（蒙古国元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尊称，意为“圣人”）为名，怀着对民族解放的强烈热情前往蒙古国考察。他与蒙古国的革命者乔巴山、苏和巴特尔取得联系，接触了许多进步人士，深入了解了蒙古国的革命斗争情况。为了进一步学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功经验，恩克巴雅尔又前往莫斯科，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变化。在考察期间，他还聆听了列宁同志的教导。从苏联回来后，恩克巴雅尔开始向牧民宣传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频繁前往一些召寺，包括梅力更召，推广马克思主义。他多次与嘎拉森丹碧·佳拉森活佛接触，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与理解。尽管嘎拉森丹碧·佳拉森活佛是上层喇嘛，且没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但恩克巴雅尔与他是邻居，年龄相仿，仅小他4岁，因此，嘎拉森丹碧·佳拉森活佛对恩克巴雅尔的革命行动表示了深切的赞赏。

1921年春，恩克巴雅尔借助旗府衙门春季开印典礼的机会，秘密在贫苦牧民中开展活动，提出建立属于牧民阶级政党的主张。他向大家介绍苏联时，将布尔什维克党称为“红党”。这一主张得到了广泛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红党”。同年夏天，恩克巴雅尔与其他五人召开会议，在家乡阿拉塔庆巴音宝力格村正式成立了乌拉特草原上第一个革命组织——“乌兰纳明”，直译为“红色的党”。这个组织类似于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恩克巴雅尔向大家宣布了红党的奋斗纲领，主张在内蒙古地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像苏联那样，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生活。红党以苏联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为基础，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拯救天下贫苦人民，追求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初步具备了共产党的主张和雏形。恩克巴雅尔担任红党的组长，积极组织牧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革命思想，并在贫困牧民中发展党员，为乌拉特草原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恩克巴雅尔深知，要彻底改变牧区群众的思想，必须从教育入手。因此，他开始在红党小组中推广文化知识，组织牧民学习识字和基本算术。他亲自编写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牧民们讲解革命道理和科学知识。恩克巴雅尔还鼓励年轻人走出草原，前往城市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家乡的发展。为了扩大党组织，他遍访乌拉特草原的各个村庄，从贫苦牧民中吸收了一批党员。在恩克巴雅尔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积极投身于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红党小组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推动牧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恩克巴雅尔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牧民的支持，他们在乌拉山前后的多个地方建立了红党小组，使红党的力量不断壮大。

斗争

1921年，恩克巴雅尔第二次前往蒙古国和苏联。在此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乌拉特草原的革命活动和形势，并请求支持红党的发展。共产国际向他们送来了约600支枪（有文章称500支），这些枪支被运送到包头。恩克巴雅尔前往包头接收了这批武器，自己留下一部分（60支），其余则分发给西公旗的武装力量。这批苏联步枪半人高，配有木制枪托，射程可达2.5公里。

起初，旗府的公爷对恩克巴雅尔的主张表示支持，全西公旗的公爷和大喇嘛都赞同他的意见，认为应该建设“新社会”。在乌日图高勒庙召开会议时，恩克巴雅尔发表讲话，举起红旗，宣誓支持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部队以进行训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旗府的人意识到革命的本质是让穷苦人翻身、实现人人平等，这引起了旗府的警惕，开始撤回对恩克巴雅尔的支持。自1922年起，旗府对恩克巴雅尔进行了监视，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他的革命活动。不得已，红党的工作转入地下，继续秘密开展。恩克巴雅尔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牧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组织群众进行抗争。

恩克巴雅尔组织广大贫苦牧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封建王公勾结军阀卖地放垦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胜利。其间，甚至一度夺取了旗府大印，使牧民群众认识到了蕴藏在自己中间的革命力量。当时，广大贫苦牧民与封建王公贵族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牧民最痛恨的就是王公贵族勾结军阀卖地放垦。放垦使草场减少、草原沙化，破坏了草原生态平衡，牧民们认为他们违背了“长生天”的意志。然而，王公贵族们为了用土地换取军阀给予的更大更多的利益，把广大牧民一步步压迫到荒山野岭和沙漠中，过着更加贫困的生活。

1923年，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不顾牧民的死活，与军阀勾结妄图放垦敖尔布格（今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南面一带）的牧场。恩克巴雅尔发动群众采取“独贵龙”运动方式，以红党党员为骨干，以高乐乌素（居住的山沟）为单位组织起十个“独贵龙”，特别是塔拉布隆、德波色格、希来庙、温得尔宝日等地的“独贵龙”组织，斗争最为坚决，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保护了草场和牲畜的生存之地，保护了广大贫苦牧民的利益。

身居西公旗札萨克诺彦之位的王爷投靠军阀政府后，利用卖地得来的钱财沉湎于酒色，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旗政大权旁落到旗府协理等贪官污吏手中。他们对上阿谀奉承、百般讨好，对广大牧民则是敲诈勒索、为所欲为，并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包头修建豪华的府宅。根据这种情况，恩克巴雅尔决定组织群众夺取旗衙门的大印，他事先发动“独贵龙”成员和红党党员，摸清了扎萨克诺彦的行踪，发动突然攻击，使他们乖乖交出了旗府大印。此举沉重打击了封建王公贵族的威风，长了贫苦牧民的志气。

在乌拉特西公旗有24座喇嘛寺庙，规定牧民凡有两个儿子的必须有一个到寺庙当喇嘛，有五个儿子的必须有两个当喇嘛。各寺庙拥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权，旗府衙门一般不得过问“庙政”。寺庙中的小喇嘛都是贫苦牧民的孩子，他们生活上极其贫困，精神上饱受欺凌，毫无人身自由。

恩克巴雅尔发动红党党员深入各寺庙，向贫苦的小喇嘛宣传革命思想，解开他们思想的枷锁，不少喇嘛深受启发，当时有30多名喇嘛报名参加了恩克巴雅尔组织的革命武装部队，大多数成员是梅力更召、乌日图高勒庙的年轻喇嘛，还有一些是后山的汉族群众。

在红党党员的动员发动下，许多喇嘛站到群众斗争的行列中来。西公旗希来庙的喇嘛们不仅组织了“独贵龙”参与反放垦斗争，而且巧妙地惩罚了欺侮下层喇嘛的格贵。下层喇嘛在恩克巴雅尔的指挥下，齐心协力狠狠整治了格贵一顿，直到他连声求饶，发誓再不欺压别人为止。这一行动，打击了反动上层喇嘛，坚定了穷喇嘛跟红党闹革命的决心。

1924年1月，恩克巴雅尔以乌兰察布盟盟长随员身份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结识了一些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进一步了解了全国的大革命形势。回到乌拉特西公旗后，他一面积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面从提高蒙古族人民文化水平入手，联合一些人发起创办学校的建议。

1924年秋，在乌拉特西公旗的开印典礼上，全旗的大小官员及24座寺庙的大喇嘛云集一堂，商讨全旗的公务大事。因为在西公旗王位继承人的问题上，额宝斋与颇有实权同样与老王爷有血缘关系的达格丹大喇嘛发生严重分歧。达格丹大喇嘛极力拥戴自己的年幼亲侄子巴图巴雅尔继承王位，然后由他主政西公旗。而额宝斋也想推选自己的人主政西公旗。二人都想做西公旗的辅政王爷。嘎拉森丹碧·佳拉森活佛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恩克巴雅尔。恩克巴雅尔利用了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周旋，要求全旗上下集体宣布参加“乌兰纳明”。在嘎拉林丹碧·佳拉森活佛的极力推动下，尽管达格丹大喇嘛坚决反对，石拉布·道尔吉和额宝斋为了对付达格丹，亦开始玩起心机，假意支持红党，并表示了赞同。恩克巴雅尔趁机公开向全旗人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号召向苏联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而共同奋斗，得到广大牧民的支持。大会决定全旗加入“乌兰纳明”，并当场写了保证书。会后决定，由恩克巴雅尔和宝日带上保证书，专程赴苏联共产国际联络和备案。在苏联，恩克巴雅尔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共产国际还指示：国共两党合作很快要进行北伐，中国将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内蒙古不能独立，“乌兰纳明”应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联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未完待续）

（作者原名吕波，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协会员、巴彦淖尔市新文艺群体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