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云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和合”文明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总书记指出：“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
河套文化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长期交融的产物，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地域载体。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历史传承、民族构成、生产生活方式，经有史实可考的至少3000多年的发展，河套文化贯穿着“和合”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特性。作为河套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不仅塑造了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更对当代地域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河套地区坐落于内蒙古西部黄河“几字弯”顶端，作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关键节点，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演进轨迹，孕育出以“和”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特质。这里并非单一文化的单向延伸，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此历经千年碰撞、渗透与融合，最终形成的共生共荣格局。这种“和”的特性并非抽象的文化概念，而是具象化地体现在民族交往的深度互动、地名承载的历史记忆、饮食折射的生活智慧、风俗传递的情感联结以及语言构建的沟通桥梁之中，成为河套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标识。
河套地区“和”的文化底色，还源于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动态交往模式，这种交往并非简单的族群叠加，而是深度的互鉴共生。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便推动汉族与匈奴在此开展技术与文化交流；隋唐时期，突厥、回纥等民族与中原王朝通过“互市”在此实现物资与文化互通；明清至近代，“走西口”移民潮带来的汉族群体、戍边形成的回族社群、世代居住的蒙古族部落，共同构成“多民族杂居共生”的格局，且这种格局始终处于动态融合之中。“和合”思想引导人们跳出“单一民族”的视角，认识到各民族在长期共居过程中早已形成“命运共同体”。这种基于历史传承的共同体认知，比单纯的理论宣传更具感染力，能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植人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名”和“实”的辩证关系。“名实之辩”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称应符合周礼的固有规范；墨子提出“以名举实”，强调实决定名，名需反映实的本质；荀子则提出“制名以指实”，认为名是约定俗成的概念，一旦形成便不可轻易改变。河套地区的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不同文化交融的活态档案，其“和”的印记主要通过“多语融合型”与“事件纪念型”两类地名呈现，且许多地名承载着鲜少被文献提及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多语融合型”地名中，除常见的“蒙汉合璧”外，还存在“蒙汉回三语痕迹”的特殊案例。如杭锦后旗的“蛮会镇”，“蛮会”源于蒙古语“曼汗”（意为“永恒”）的音译，后经汉族群众口语化演变形成“蛮会”，同时该地名也与清代回族商人在此设立“骡马会”（牲畜交易市场）的历史有关，是多民族语言与历史事件交织的产物。
从饮食习俗来看，“节庆共享”成为重要特征。如春节时，河套地区各族群众会相互赠送特色美食：汉族家庭向蒙古族邻居赠送“黄米年糕”，蒙古族家庭回赠“奶皮子”，回族家庭则赠送“油香”；中秋节时，出现“回族月饼”与“蒙古奶月饼”共存的场景——回族群众用清真食材制作传统月饼，蒙古族群众将牛奶、奶油融入月饼馅料，汉族群众则会同时品尝两种月饼，形成“一家过节、百家共享”的饮食氛围。在河套平原的乡村，蒙古族牧民会向汉族农户传授畜牧经验，汉族农户则会帮助牧民掌握农耕技术；在城镇社区，各民族共同参与“邻里节”“文化周”，共享美食、共庆节日，在互动中消除误解、增进感情。这种基于“和合”思想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是刻意的“形式化团结”，而是源于生活需求、情感共鸣的自然联结，能让民族团结从“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形成“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现实场景。
河套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地域地理、历史与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为“和而不同、求同善变、天人合一”，体现在民族关系、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中。在当代，该思想不仅能增强地域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更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是河套地区乃至全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
和合文化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意识到中国“和”文化的时代意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河套地区地域文化的“和合”特性，是多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通过生产协作、生活互通、情感联结形成的文化结晶。从民族交往的动态演进，到地名承载的地方记忆；从饮食折射的生活智慧，到风俗传递的情感共鸣；再到语言构建的沟通桥梁，“和合”的特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文化模板，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不断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元素，丰富自身内涵。这种“和合”不是文化的同质化，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不是单向的文化渗透，而是“互鉴互融、共同创新”的协作。在当代，这种“和合”的特性依然是河套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其独特的地域表达与实践经验，也为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地域样本。
在当代社会面临价值多元、生态失衡、文明冲突等挑战的背景下，重审河套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对破解现实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城乡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是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冲突，都需要摒弃“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以包容姿态寻求利益契合点。河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各民族共同生活。从古代河套地区的民族交融，到当代的边疆治理与民族发展，“和合”思想始终是贯穿其中的精神主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提供文化根基，在维系民族团结中发挥纽带作用，在践行“守望相助”中指引实践方向，在保障边疆安全稳定中构筑坚固屏障。河套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不仅体现在让地域文化焕发新生，更能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作者系河套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