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仲鼎
张继定先生以晚年余力，对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关文章陆续发表于国内多家刊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今裒辑成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戴复古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南宋诗坛重要的诗人之一。严格讲来，江湖诗派并非一个诗歌派别，而是游离于官场之外的、基本以诗歌创作为主要职业的诗人群落。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一诗人群落一直受到主流文学史的贬抑，总是被批评不关心社会现实、缺乏爱国情怀等等，其实这样的批评并不公允，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在这样的语境中，戴复古自然也不免深受其累。
戴复古在当时虽然以诗名闻于天下，但是湖海飘零垂五十年，未曾步入仕途，以布衣终身，因此正史无传。一些研究者根据戴氏自己的诗词以及各种地方史料、笔记小说来考定其平生事迹、江湖经历以至私人生活等等，不免歧见迭出、错讹纷呈。本书作者有鉴于此，对诗人戴复古的生卒年月、身世行迹、师承交游、版本源流等方面详加考察、探真辨伪，同时又综合论述了戴复古诗词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以及戴氏在宋代文学史特别是在南宋江湖诗派中的重要地位，对推进戴复古及其作品的研究，乃至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综观继定先生的研究，正如书名所标示，其重点在历史事实的考辨。这多少体现了近些年来学界所提倡的一种新风。从事学术研究，诚如本书作者所感受的，首先要求真，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探真求实。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研究和论述，才能避免各种虚假伪饰信息的迷惑和蒙蔽，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
若论本书的特点，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辨析细入毫芒，结论小中见大。例如关于戴复古的出生年代问题，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戴复古诞生于宋孝宗乾道三年，即公元1167年。据我所知，首次对这一“共识”公开表示质疑的是继定先生。1996年，他对戴氏的几首诗词详加考辨以后，最早提出“径把戴氏的生年写成公元1167年是不确切的，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戴氏生于公元1168年，而非公元1167年”。为什么呢？因为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方法，与明代传入的西方公历纪年方法存在着相当的时间差距。戴复古生于宋乾道三年丁亥十二月，按中西历对照表推算，已是公元1168年1月至2月间，而不是通常所认定的1167年（参见张继定《对〈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的几点辨正》，《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42—45页）。应该承认，继定先生的推算方法比习见的方法更加精确，也更加科学。这一发现并非小事，因为它可能会牵涉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按照这种方法推算，中国历史上许多出生于阴历十二月的人（包括许多重要人物）的出生年份，某些发生在阴历十一、十二月的重大事件，其公历计算往往都要推迟一年。
又如，我国古代文人的姓名字号非常复杂，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字，也有号，其中同名、同字或同号者，几乎无代无之。一不小心，就可能分辨不清，混淆出错。例如著名学者曾枣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就存在这样的失误。该书中“王埜”辞目的撰稿者认为，戴复古诗《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是为悼念曾任福建邵武知军的金华籍诗友王埜（字子文，号潜斋）而写的。继定先生深入考证，探明此诗并非悼念王埜，而是为悼念戴氏之同乡故友王汶（字希道，一字子文，号东谷，亦号蒙斋）而作的。尽管王埜和王汶两位诗人之姓字相同，但其名、号却并不一样，何况王汶在戴氏辞世（理宗淳祐八年前后，即公元1248年左右）数年前业已亡故，而王埜则在戴氏去世十多年之后的理宗景定元年（1260）才去世。试想先于王埜十多年去世的戴氏，怎么能为后死的友人王埜写悼诗，这岂不荒诞！还有该辞书的“姚镛”这一条目，也有类似的讹误。该条目的编撰者沿用《（万历）黄岩县志》的不实记载，认为嘉定十年（1217）进士、越州剡溪人姚镛“景定五年，掌教黄岩县学”。继定先生据周密《齐东野语》考定，理宗景定五年“掌教黄岩县学”的主学，乃周密少时的启蒙老师、福建合沙的杂文家姚镕（字乾父，号秋圃），从而澄清了《（万历）黄岩县志》等几家地方志关于姚镛仕历的这一误载。这类因姓氏名号相同或形、音相近而致误的情况在学界并非个例。应该说，继定先生的这些考证，也给严肃的学人一个提示，在对待古人姓名字号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免张冠李戴，误导读者。
其次，探源溯流，从考析戴氏师承入手，揭示了戴氏成才之由。在我国诗歌史上，唐代以前几乎不存在诗歌流派，孟郊和贾岛虽然都受到过韩愈的提携，但是并未形成派别，各人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并不相同。从北宋苏轼开始，有了所谓苏门四学士的称谓，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但其实也算不上一个派别，四人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也互有区别。不过自从江西诗派出现以后，奉杜甫为始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提出了一系列艺术主张，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以及戴复古，无不受其影响。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戴复古的师承关系究竟如何？继定先生在《戴复古师承林宪、徐似道考略》和《戴复古师承陆游考》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戴复古之所以成为江湖诗派的巨擘，是与他受到林宪（字景思）、徐似道（字渊子）和陆游几位名师的指导分不开的。林宪是戴复古诗歌创作的启蒙老师，徐似道是戴复古的第二位老师，在师从徐似道学诗的过程中，徐的渊博知识、出众才华以及“不屑于功名”的品格，令戴复古深为敬重，二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继定先又认为，“陆游是戴复古学诗的第三位老师，也是使戴复古诗歌创作取得突破性进步，从而使他成为江湖诗派中杰出的爱国诗人的一位关键性指导者”，并且从爱国主义精神、诗歌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这三个方面，论述了陆游实际上是戴复古最重要的老师。这就为戴复古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不断成长，最终成为被近代诗坛巨擘陈衍（号石遗老人）所称许的“晚宋之冠”，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依据。
再次，尊重学界名家，又不迷信盲从。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是现当代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学界，其地位之崇高，人们似乎只能仰望。但是在他的论著中也会有判断失当之处，这并不奇怪。钱先生在《宋诗选注》补注中就坦承此书初版的错误或不当之处有十余条，这反而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尊敬。戴复古有一首著名的五言律诗《世事》，中有一联云：“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诗前有一段自序，说明本诗的创作过程，但却为钱锺书先生所误解，指责诗中此联乃戴氏剽窃其侄儿之作。为了替戴氏这位江湖爱国诗人和乡贤辩诬，继定先生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钱先生对戴氏的批评有误，既错判了《世事》一诗的定稿时间，又误读了《世事》诗题之后的小序。对于叶嘉莹先生以为南宋楼钥的《跋戴式之诗卷》（按：实为序）对陶宗仪《辍耕录·贤烈》“此一本事已曾有所记述”的错觉，继定先生亦能据实指出楼钥之文并无涉及《辍耕录·贤烈》所述的“本事”，以澄清事实的真相。这种不盲目迷信、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当今学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其四，从考定史实开端，以理论创新作结。戴复古和严羽是南宋后期诗坛两位重量级人物，前者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独具只眼的诗歌理论家。两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诗学理论与诗歌风格也存在明显差异，但二人却成了十分知己的忘年之交。这一事实证明，文人相轻并非普遍现象，惺惺相惜才是优秀文人的本质特点。继定先生在本书中有两篇论述戴复古和严羽的文章，第一篇考定两人的身世行踪，第二篇论述两人诗歌创作及理论主张的异同。尤其在第二篇文章《严羽、戴复古异同论》（收入本书综论部分）中，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评析了二人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相同、相近、相异之处，颇能启人深思。本书综论部分的另三篇文章，首篇对江湖诗派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评论，有材料、有分析、有个人见解、有理论深度，读后令人信服。而后两篇（即《江湖诗派名家戴复古及其诗歌》和《“四海九州双脚底，千愁万恨两眉头”——读石屏词》），亦是鄙人在有限阅读范围内读到过内容全面、分析到位的论文，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江湖诗派及戴复古诗词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社会历史价值，均有很大帮助。
当然，继定先生此书的特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这里不过是举其荦荦大者而已。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