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馨田

        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民族音乐不仅是审美表达，更是情感认同与价值共识的重要载体。红色歌谣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的声音见证，承载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记忆。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红色歌谣既是政治理念的传播媒介，也是民族文化自我表达与国家叙事之间的桥梁。

        藏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会带，这里地理环境多样、民族成份复杂，历史上既有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传统，也在革命与建设进程中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红色歌谣以口耳相传、舞台表演、学校教育等多种形式进入当地，与藏族、羌族的音乐语言和文化符号深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

        一、藏羌红色歌谣艺术共性分析

        藏羌红色歌谣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音乐类型，其艺术共性既源于红色题材的主题要求，又深受藏族与羌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影响。通过对旋律调式、节奏型、演唱风格与歌词意象等方面的归纳，可以发现其在不同作品中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结构特征与审美趋势。

        （一）旋律与调式的地域融合

        《金色山川》《翻身农奴把歌唱》是典型的藏羌红色歌谣，歌曲普遍采用五声调式结构，其中宫调式与徵调式使用频率最高。这种调式体系既符合红色题材对明快、稳健旋律的审美诉求，也与藏族宫调、羌族徵调等传统调式存在天然契合。旋律走向上，多数作品以级进为主，辅以四度、五度的跳进，以营造开阔、昂扬的音响效果；在高音区常加入延长音和滑音，带有明显的地方唱法特征。例如，羌族版本的红色歌谣常模仿羌笛的音型，而藏族改编版本则保留了原生态民歌中悠长的拖腔与倚音处理。

        （二）节奏与拍型的舞蹈化倾向

        在节奏设计上，藏羌红色歌谣常使用2/4拍与4/4拍，少量作品出现2/4与3/4交替的复合节拍，以增强舞蹈感和现场互动性。这种节奏特征不仅与藏羌民间舞蹈（如羌族“锅庄舞”、藏族“囊玛”）的律动相呼应，也强化了歌曲的集体表演功能。部分作品在乐句末端使用切分或附点节奏，既保留了行进性，又增加了热烈气氛。

        （三）演唱风格与声腔的跨民族适配

        演唱风格方面，藏族歌者倾向于高亢宽广的长腔，羌族歌者则偏好质朴厚实的中低音区。在红色题材的改编与创作中，两种声腔在舞台合唱和多声部编排中实现了融合。例如，藏族歌手演唱时在高音区加入装饰音以增强情绪张力，羌族歌手则用稳定的低声部衬托旋律，使整体音响更加饱满。此外，多声部与齐唱的交替使用，使歌曲在集体演唱中既保持统一性，又具备层次感。

        （四）歌词意象与修辞手法的融合表达

        在四川羌族的红色歌谣中，自然意象常被赋予革命情感。例如《各寨成立苏维埃》以羊角花（杜鹃花）象征热烈与希望：“羊角花儿四季开，红军大队来羌寨”；《手摘苹果念红军》则通过春日果树与丰硕果实寄托对红军的思念与感恩：“果树逢春把花开，花开结果幸福来，手摘苹果念红军，恩人几时才回来！”藏族红色歌谣《快煮青稞酒》则集中展现了格桑花、檀香树与青稞等意象，借此表现对红军归来的欢欣与迎候：“布谷鸟回来了，格桑花开放了……红军回来了，青稞穗又大又黄，快煮青稞酒，去迎接红军吧！”

        此外，动物和自然现象的运用在红色歌谣中同样突出。四川藏族的《红军经过我的帐幕》通过“老鹰急急地飞翔”“骏马急急地飞驰”的画面，表达了对红军长征北上的依依不舍。而在《快煮青稞酒》中，布谷鸟、孔雀等物象则进一步强化了抒情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月份与季节性意象的出现，也成为这类歌谣中反复运用的艺术手法。

        四川羌族民歌《四季盼红军》，按照四季的特征和变化，表达出羌族人民对红军归来的期盼。

        春季里是新年，红军北上好几年，阿哥前方打日本，阿妹心头甜又甜。

        夏季里天气热，妹在地头薅玉麦，哥在北方打日本，唱首山歌飘到北。

        秋季里秋收忙，一滴汗水一颗粮，粮食装进财主仓，盼哥回来打豺狼。

        冬季里雪花飘，苦难日子难得熬，盼望红军快回来，共同来把恶气消。

        综上，藏羌红色歌谣的艺术共性是主题内容与地域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既体现了红色音乐的政治属性和审美要求，又在旋律、节奏、声腔和歌词意象等方面显著保留了藏羌民族音乐的基因。这种共性特征为其跨民族传播与文化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具体曲目的分析提供了参照框架。

        二、案例研究

        （一）《金色山川》

        1.背景与创作环境

        《金色山川》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为表现西藏农牧区在新社会建设中的变化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歌曲在创作理念上强调“新旧对比”，通过歌颂丰收与幸福生活的画面，传递藏区人民对新时代的热爱与信心。作品最初通过广播、文艺汇演、下乡演出等形式广泛传播，并迅速在藏族农牧民群体中流行，成为公共庆典与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曲目。

        2.旋律与调式分析

        全曲以F宫调式为基础，旋律呈现A-B-A的三段体结构。A段旋律多为平稳的二度、三度进行，偶有五度上行形成开阔感；B段则通过连续的上行音阶推动情绪，并在句尾以主音长延音收束，形成稳重而庄严的气质。旋律中基本不使用复杂装饰音，保持了宽广、厚实的音响特征。

        3.节奏与演唱

        节奏以2/4拍为主，强弱分明，适合集体齐唱与行进式表演。重拍通常与歌词中的关键词重合，强化了内容的表达力。句尾多采用附点或延长音，既呼应藏族民歌中长音的传统，又增加了庄重感。

        4.歌词与文化意义

        歌词大量运用自然意象，如“雪山”“牧场”“阳光”，并与丰收、团结等主题结合。这种“自然—社会”并置的叙事结构，使作品既贴近农牧民的生活经验，又能将个人幸福感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感。作品在传唱中强化了集体记忆的共享功能，成为藏族群众参与国家叙事的重要媒介。

        （二）《唱支山歌给党听》（藏语版）

        1.改编与传播

        原曲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藏语版在歌词翻译与旋律适配过程中，保持了原作的基本结构，同时根据藏语音节长度和声调特征，对部分乐句进行了节奏调整。这一改编有效解决了汉藏语言在节奏上的差异，使旋律能够自然承载藏语歌词。

        2.旋律与装饰音

        旋律以徵调式为基础，音域较宽，从低音6至高音5，跨度近九度。藏语版中在一些长音位置加入了短倚音和滑音处理，形成富有弹性的旋律线条，增强了民族色彩。高潮部分（B段）通过高音Do的延长与渐强，形成强烈的情绪聚焦。

        3.节奏与情绪

        A段多采用自由节奏，便于演唱者在情绪表达上进行个性化处理；B段则转入稳定的2/4拍，营造坚定、热烈的气氛。节奏上的这一转变，与歌词由叙述到颂扬的情绪递进相呼应。

        4.歌词与文化意义

        藏语歌词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意象，同时融入了雪域高原的自然景观，如“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等。这种地域化处理，使歌曲在藏族听众中获得更强的认同感，也为红色歌谣在跨民族传播中提供了文化适配的成功案例。

        （三）《毛主席的光辉》（羌语传唱）

        1.版本与表演场

        该曲原为普通话演唱，羌语版在上世纪60年代传入羌区，并在节庆、集会中长期传唱。表演形式多为领唱+合唱，常伴以简化的羌族舞蹈动作，形成音乐与舞蹈一体化的表演格局。

        2.旋律与调式

        全曲以徵调式为主，旋律中频繁出现四度跳进，并辅以上滑音（portamento），这是羌族山歌中常见的旋律特征。属音的长延音与呼喊声部的交替，使歌曲具有强烈的仪式感。

        3.节奏与舞蹈性

        节拍在2/4与3/4之间交替，模拟了羌族舞蹈中“二步一顿”的节奏律动。这种节奏变换不仅增加了音乐的张力，也使歌曲更适应集体舞蹈表演的需要。

        4.歌词与文化意义

        歌词以排比句为主要结构，反复强调“光辉”“照耀”等核心意象，将具体的地名（如羌山、岷江）与政治主题紧密结合。这种融合方式使歌曲在政治表达与地方情感之间建立了平衡，既保持了红色歌谣的思想导向，也保留了羌族文化的地方性符号。

        三、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

        在民族共同体视野下，藏羌红色歌谣不仅是一种音乐形态，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它通过旋律、歌词和演唱情境，将政治理念、民族符号与集体情感整合到统一的审美经验中，从而在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建构文化认同。这一过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情感共鸣的激发

        情感认同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前提。藏羌红色歌谣普遍采用简洁明快的旋律走向与具有舞蹈性的节奏型，配合高亢的声腔和富有象征意义的歌词意象，能够在短时间内激发听众的情绪反应。无论是《金色山川》中宽广的上行旋律，还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藏语版）中悠长的拖腔处理，都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共同向往。这种基于音乐美学的情感共鸣，跨越了地域与语言的界限，为多民族之间建立心理联系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记忆的凝聚

        红色歌谣的歌词多以革命斗争、新中国建设和领袖形象为核心主题，具有鲜明的历史指向性。在传唱过程中，这些歌曲成为承载红色历史的“口头档案”，将个人记忆、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紧密连接。例如，《毛主席的光辉》（羌语传唱）通过比喻与排比，将毛主席的形象与太阳、山川等意象并置，使听众在熟悉的自然景观中感受到宏大的国家叙事。这种记忆的叠加与固化，不仅强化了对共同历史的认同，也促使听众在情感上与国家命运产生联结。

        （三）价值认同的共享

        藏羌红色歌谣在主题上强调团结、奋斗与共同发展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音乐传播和集体表演逐渐内化为不同民族群体的共同信念。在重大节庆、纪念活动或公共文化事件中，这类歌谣往往以合唱、广场舞等形式出现，创造出高密度的参与场景和共时性的情感体验。参与者在共同的歌声中，不仅重温了历史和理想，也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以国家为主体的价值体系。

        综上，情感共鸣、历史记忆与价值共享共同构成了藏羌红色歌谣推动文化认同生成的核心机制。这一机制使得红色歌谣超越了单纯的音乐作品属性，成为连接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国家的重要文化纽带。

        结语

        藏羌红色歌谣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表达，不仅是音乐与叙事的结合体，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它们在传唱过程中，将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与革命叙事紧密融合，使红军形象与地方民族的生活经验相互交织，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建构起共同的情感纽带。

        在艺术特征方面，藏羌红色歌谣多以地方方言和简洁句式呈现，常通过物象的运用来寄托情感与记忆，既能记录事件，又能抒发情怀。它们延续了民族口头传统的质朴风格，同时吸收了红色文艺的表现特征，形成了军旅文化与民族文化互嵌互融的独特形态。这种艺术化的整合，使歌谣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文化记忆的生成者。

        在共同体意识的维度上，藏羌红色歌谣承载着党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情感。通过歌谣的传唱，不同民族在共享象征符号、叙事内容与情感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我们”的意识。这种文化认同既体现了民族共同体在历史语境中的凝聚力，也在当下继续发挥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跨时代的延续和再生产。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