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占锁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社会热点此起彼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西北水旱码头与边疆城市的内蒙古包头，掀起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办报热潮。

        说其不同寻常，原因有二。其一，包头并非内蒙古的文化中心。通常而言，唯有文化中心才具备充足的报业人才与广泛的读者群体，供需两旺方能支撑报业发展，而包头在这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作为内蒙古首个百万人口城市，包头市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于内地同等城市，文盲也不在少数。其二，作为内蒙古经济中心的包头，当时的国有企业发展并不景气。会议提出，当地头等大企业包钢若迟交半个月归地方的税收，市里发工资就会面临困难。那时，春节慰问青山区某大企业困难职工时，送上200元慰问金，困难职工就感动不已。要知道，当时不少人月薪仅有200元，而笔者在报界一度拿了半年这样的月薪，即便加薪后也不过350元，足见当年当地民众生活的拮据。

        按常理推测，在这样的经济与文化环境下，包头市民应无暇顾及看报。毕竟，在一个民众生活普遍不富裕的地方，难以支撑过多报人谋生，人们或许更愿意将时间用于琢磨挣钱。而且，包头作为“走西口”移民汇聚之地，祖辈们更看重解决温饱，在生存压力面前，文化需求往往会退居其次。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包头前后涌现出4家新办报纸，这一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深入考察便会发现，这股不同寻常的办报热在80年代末就已初现端倪。

        据知情人士透露，搅动包头报业市场的实则是体制内力量。

        80年代末，包头的经济状况尚属不错。当时，《内蒙古广播电视报》与《包头广播电视报》这两份兼具实用性与娱乐性的报纸在包头展开竞争，市民在阅读党报之外，有了新的选择。

        或许是受限于本地无法进行彩印，《包头广播电视报》不惜远赴呼和浩特印刷。如今看来，《内蒙古广播电视报》从呼和浩特到包头发行，《包头广播电视报》去呼和浩特印刷，这种“你抄我的底，我抄你的家”的互动，透着一种别样的竞争意味。呼和浩特与包头，既是兄弟城市，在报业领域也是竞争对手。但在当时，为了生存与发展，双方在市场上的你来我往、互挖墙脚实属常态。

        谁也未曾料到，这样的竞争竟造就了包头报业的黄金十年。有报人回忆，在这一时期，他们实现了文学梦想，找到了人生价值。

        1993年，在有利的大环境推动下，包头的办报热正式显现。

        当年6月，包头市老龄委创办《家庭周报》，市文联一位方姓作家在昆区乌兰道小学的一间小屋里筹备此事。正是这张报纸，揭开了包头报业史上独特的一页。该报于2001年划转到内蒙古新华报业中心，2015年结束本土出版，与《包头广播电视报》一同停刊。

        知情人士称，《家庭周报》社成立之初，队伍精干，仅有七八人，后来发展到20多人。竞争对手曾以不代印相威胁，试图消除其发展势头。在此情况下，报社迁至青松小区后购置了印刷机，不仅摆脱了依赖他人印刷的被动局面，还向产业上游拓展，增添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了自身的发展韧性。

        随着报纸扩版，其售价从3角涨到6角，即便价格上涨，依然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体，这足以体现当时读者对信息的渴求。5158000这个吉祥数字成为该报的新闻热线，提供新闻线索的市民不在少数。笔者曾去该报应聘，看到报社楼上是编辑部，楼下是印刷车间，实行采编印一体化运作。这种布局与1949年前国统区报馆颇为相似，给人一种时光倒流之感。即便从3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模式在1949年后也堪称开创先河，无论是党报还是其他非时政类报纸，都鲜少采用。《家庭周报》社决策者展现出的魄力，令人由衷钦佩，值得有心人深入探究。

        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个体户与民营企业对广告的需求，为报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在《家庭周报》社，广告多到排不下，上门客户需要排队，广告从业者工作轻松，生活安稳。报社无须专门雇人拉广告，广告成本低，也没有提成一说，记者可以专注于稿件撰写。

        看到《家庭周报》办得风生水起，不仅同行，就连外行人也按捺不住。继《家庭周报》之后，包头又陆续创办了《与你同行报》《鹿城风采报》《社会公益报》。

        《家庭周报》最高发行量达到3万多份，《与你同行报》也有1万多份的发行量。或许是为了避免与位于昆区的报业“老大”直接竞争，这4家由社会力量创办的本土报纸最终都集中在青山区，使这个工业区一跃成为当地的报业中心，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青山区，《包头广播电视报》社位于钢铁大街和幸福路十字路口东南角，其他4家本土社会力量创办的报纸环绕其周围。《家庭周报》位于其北面的富强路一带，《鹿城风采报》在其西面的银河广场路南信息中心写字楼，《社会公益报》则在其南面的一个农贸市场租房办公。这些报纸错开出版时间，虽是竞争对手，却并未相互诋毁，也不搞恶性竞争。

        这些报纸的办报人构成多样，既有作家，也有跨界人士，且都非科班出身，但他们眼光独到、极具魄力。例如，《鹿城风采报》是由一位姓孙的钢材商人投资创办的。

        投身报业的既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在残疾报人中，不仅有采编人员，还有高管，如《社会公益报》的王军，他曾在农牧机械厂工作。此外，还有著名残疾人参与报业，比如边建欣，作为主办单位包头市残联的代表，她出任《社会公益报》副社长。

        在这些新办报纸中，《家庭周报》是绕不开的核心。它不仅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天眼查信息显示，其注册资本为30万元，成立公司后增至50万元。其售价后来与《包头广播电视报》一样，均为每份1元，超过了《包头晚报》和《内蒙古晨报》每份6角的价格。其经营范围一度涵盖报纸发行、广告咨询、讲座、黄页介绍、印刷、图书租赁出售、营销企划等多个领域。同时，它还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堪称本土报业的“黄埔军校”。《社会公益报》的王军去世后，曾在《家庭周报》负责发放稿费的杨晓泉接替了他的职位。

        在包头报界，从未听闻《家庭周报》有负面消息。一位曾在该报短暂工作过的报人回忆，当时有位同事想买房却力不从心，看重他的老板毅然出资相助，为留住骨干展现出坚定的决心，这样的事情即便不算稀奇，也绝对罕见。

        这些新办报纸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例如，原在布鞋厂工作的李文光，1996年应邀加入《家庭周报》时已40岁。凭借出色的文笔和大量的投稿，这位原本在车间劳动的工人成为《家庭周报》东河区发行站的负责人，手下有20多人。他持有记者证，东河区有任何新闻，无须编辑部派人，他便能完成采写。在这里，“不看学历看能力”并非一句空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90年代，有20万乌兰察布人在包头打工。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包头接纳了他们，而这些新办报纸也将他们视为重要的读者群体。翻阅这些报纸，能感受到其中带有包头方言与乌兰察布口音的文风。

        这些报纸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时效性虽不强，但没有八股气息。尽管报道中不乏家长里短的内容，但无论读者经济状况如何，都乐于阅读。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30至60岁的市民是其主要读者群体，民工、教师、小商人、黄包车夫等，在闲暇时都能从这些报纸中获得文化享受。

        这些报纸十分接地气，虽被称为“小报”，有些甚至不用新闻纸印刷，但并非轻易就能进入其中工作。笔者当年曾试图加入这些报社，却未能成功，就连投稿也未曾发表，足见其用人标准的严格。

        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这些内部准印的报纸逐渐获得认可。在采写易引发纠纷的社会新闻时，其记者从未听说有被打的情况。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行文中注重保护个人隐私，采用化名，不惧被指责为“假新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办报人具备较强的大局把握能力，即便读者对号入座，也能妥善应对。

        如今回望，这些在世纪之交走向衰落的报纸，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贡献：一是培育了读者群体，使看报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二是激活了报业市场，在《家庭周报》创刊的第二年，《包头晚报》应运而生，创办《与你同行报》的王炬后来又创办了《读者世界报》（后改为《内蒙古晨报》），该报在内蒙古风行一时，成为著名的都市报。尽管《家庭周报》未与报业“老大”正面竞争，但它在昆区的发行量最大，反而在报社所在地发行量相对较少；三是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售卖一份《家庭周报》能挣3角钱，这让下岗职工和老年人有了生计来源，而且旧报卖不完可以换下期新报，机制灵活，卖报足以养家糊口。《家庭周报》社的员工不仅能按时领到工资，逢年过节还能收到福利；四是助力了一批企业的发展，达丽雅商厦和同利商行等企业通过在这些报纸上频繁投放广告，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这些报纸在包头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不应被忽视。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编辑出版部副主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