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松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时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导下，历史学进入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与历史学其他学科同样，中国民族史迎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创新学术活动形式，发挥学术团体作用，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构建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一、注重文献的收集与解读

文献是记录过去事件、人物、社会状况等信息的重要载体，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要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从文献的发掘、收集、整理、鉴别、释读着手，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同时，不断发掘和收集新文献，并用新文献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基本趋势。不同类型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收集多种文献，可以避免研究的片面性，全面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发现一些以往被忽视或未被充分研究的内容，从而引发新的研究问题。比如在收集某地地方志文献时，可能会发现一些关于当地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的记载，进而引发对这些内容在当时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通过深入解读文献，分析其产生的背景、作者的意图等，也可以准确地理解文献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

二、注重历史人物研究

历史人物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活动和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族关系，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展开，包括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宗教人物等。历史人物又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比如，司马迁通过《史记》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具有连贯性和丰富内涵的历史记忆体系。

民族史研究要注重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分析，所谓注重“人”，包括历史人物、社团、群体、一般民众，注重历史活动中“人”的因素及其作用，做到“见物”与“见人”相结合，“见物”更要“见人”。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次，对历史人物活动的研究要注重“多重证据法”。即历史记录的原始文献与实地考察的互证、文献与文物的互证、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的互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等。再次，以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有重要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一定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田野考古、民族史志等相关领域内的文献史料都要有所关注。文献的收集与解读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注重文献的收集与解读能够促进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推动民族史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受“历史人类学”一些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做民族史研究，要综合运用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以区域史研究为出发点，以民族关系史为视角，以区域重大历史事件为纲，通过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上地区间、各兄弟民族间社会关系的演变。

此外，做民族史研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有田野。通过田野调查打通历史与现实，建立对民族的实感，乃是研究民族史的基础。在民族史研究中，首先需要打通历史与现实，而打通的途径即是田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古今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田野调查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古今民族的居住环境、生存状态，也有助于弥补民族文献史料记载的局限。

三、加强中国民族史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民族史三大体系指的是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国民族史三大体系建设实际上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解决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大体系”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扎实推进民族史研究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新时代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学界做了大量工作。单就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方面看，近年来成果颇丰。学者们围绕构建中国民族史三大体系推进工作，积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科力量。当前，如何推动中国民族史三大体系建设，开创中国民族史研究新局面，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笔者有一些浅见与思考。基此，笔者以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历史人物活动分析为抓手，结合自身从事藏学研究实践经历，探讨此二者是如何推动中国民族史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建设。

一是以文献收集整理研究为抓手，多方深入挖掘史料，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各民族间的联系开始于交往，强化于交流，推动了交融，形成了经济上互动、文化上互鉴、民族间互融的景象。以西南地区而言，比如近代驻藏官员在贯彻中央政府治藏方略、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以及促进西藏地方藏、汉、回等兄弟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西藏地方民间的关公信仰、财神庙与文昌信仰，推动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巩固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观念，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再比如川滇藏“茶马古道”与“藏羌彝走廊”，体现了多元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文化为纽带将西南地区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此外，如北京、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商人在拉萨设立商号，往返各地经营商业。西藏僧俗官民于重大事件时为中央政府诵经庆祝、祈福。汉藏通婚，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秘书华寄天、驻藏人员颜俊、罗坚、萧崇清等，汉商张克昌等，均在拉萨娶藏族女子为妻等的记载。再有汉僧邢肃芝到拉萨学习佛法与活佛喇嘛赴内地传法，甘丹赤巴“向极倾慕中央”“颇有赴内地传法之志愿”等，皆是西藏地方宗教势力认同中央的有力证据。上述这些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的史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生动、鲜活而坚实的文献史料。搜集这些历史岁月中各兄弟民族遗留下来的丰富的“三交史料”，需要以宽广的学术胸襟，以广泛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视野，立足各类传世文献，充分挖掘、利用多语种历史文献资料，从各民族文献体现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视角揭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以及内在的统一性。利用考古与文物新发现，扎实进行田野调查，寻访各类濒危民间文献并进行系统化整理。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民族志文献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历史意义，注重民族史研究中的国家叙事与民间叙事的有机结合，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

二是以历史人物活动分析为抓手，强化学科整合，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历史人物研究能够深入到民族史的微观层面，通过对具体人物的生平事迹、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等进行分析，展现民族史的诸多细节以及多样性。诸多历史人物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活动和事迹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全面了解各民族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历史人物的传记、书信、日记等文献资料是研究民族史的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还原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研究往往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这种多学科的融合可以提高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然要立足鲜明中国特色以及深厚的学术基础。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科应当继承发扬既有的优良传统，立足实际，强化学科整合，重视跨学科思维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比如，以区域史研究为出发点，从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将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以该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纲，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探讨近代民族社会关系的演变。

此外，还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充分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拓展民族史研究的视野，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与“两个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从研究方法、基本范式到整体框架，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与系统建构，并在实践检验下不断丰富完善。

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加大对民族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阐释，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知识体系、原创概念的总和与外在表达形式，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原创话语建构的学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根据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互动关系的实际，找准理论方向，注重对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同时要对民族史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对西方一些观点与理论进行科学评论与认真清理，通过多方努力，创新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除此之外，学术界需要在多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借助当代科技手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创概念、知识体系、思想理论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阐释，牢牢掌握这一领域学术话语的主动权。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