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海珍

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其现实主义的诗学风范成为后世瞩目的里程碑式人物。作为诗人，他被誉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

杜甫和杜诗的历史价值在于深邃的现实性与心系家国的“民本”情怀，对于后来乃至当下的诗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对杜诗有这样的评价：“他的诗和盛唐不同者，在以描写政治社会上的实际痛苦为主，而不仅以流连风月为能事。”诗人可以“流连风月”，但又不能只是“流连风月”。

杜诗的深度来自个体生命的切身感受，来自诗人人生命运与社会动荡变迁的紧密联系，是以自我的经历和感受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的历史状貌。以经历入诗，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度己及人，表达了对于民生苦难的深切同情。他的一大批诗作如《北征》、“三吏三别”、《哀王孙》《悲陈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对战乱，对饥荒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都有深刻的反映，从个人的切肤之痛，到对百姓疾苦的悲悯情怀。杜甫是一位有痛感、有血性、有使命担当的诗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赋予诗意以更高的社会人生价值。

诗歌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新体、旧体之分，诗所反映的人生现实、时代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古代、与过去相比，人的情感与心理以及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全然不同。但是，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文体还要继承和弘扬现实性，尤其是拥抱时代、关注民生的家国情怀是不能忽略的。杜甫的诗歌精神，他的“民本”思想是民族文化的坚实底蕴，是诗歌走向现代所不可或缺的生命钙质。

中华诗词就是人们继承传统的诗歌文化，用古典的诗歌体式来抒写现代人的情怀，是在旧体诗的形式之上的一种与时俱进。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本”思想，是中华诗词写作的重要思想文化传承，是今天诗歌走向高端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当时代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中华诗词仍然深入人心，受到人们广泛的接受与喜爱，是诗人们努力贴近现实，深切地反映现实精神的结果。这与诗人们继承了杜甫的“民本”思想、坚持人民立场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只有关注现实、心系大众，弘扬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诗歌的发展才能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杜甫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高标。

说到新诗，与杜诗相比，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极大的差别。从时间跨度上说，二者之间相隔千年之遥，从诗歌话语来说，杜诗是文言体式，而新诗则是现代汉语。但杜诗的“文言”与现代书面语并无太深的隔阂，他的许多诗甚至比现代诗要容易理解。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抑或是“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没有让人如坠雾中的迷茫。在杜诗面前，我们今天的写作者要很好地反思一下，“现实性”其实不只是内容的问题。

杜甫在唐代所拓展的诗歌写实空间，具有指向平民和生活的口语化倾向，在写作中重视“理解”，走的是尊重读者的道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在语言的锤炼方面讲究独到的功夫，与情思深切、对人生世界感悟的透彻相匹配，但又不是故作高深、追求险怪，这与诗人的“民本”思想也是高度契合的。从旧体到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为诗的发展铺了一条坚实之路，杜甫的艺术表现对后世影响极大，产生了许多直面现实的写实性诗作，生活和人生的影像、社会与时代的潮声在诗意的境界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而今天的有些诗人追求洋化、怪诞，远离了时代与现实，是应当用杜甫这面镜子照一照的。

文化的历史传承，在一个族群或一个国度，其影响力或渗透力是强大的，甚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诗人们，都是自觉地继承了屈原、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遗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身上表现出一种接力式的力量，进而形成了一条感时伤世、悲悯沉郁的诗意之河，其中包含群体性、社会性的现实与“民本”之重，彰显了诗人深具责任与使命意识的人情人性境界。比如说新诗的诞生，在当时一些革新者的眼里，或许只看到了新诗是革除旧诗的替代品，却未必愿意承认旧诗必然存在的文化根基性，而忽略即使是新诗大行其道的今天，它的身上仍然延续着骨子里永远也无法扫地出门的历史传承筋脉。

杜诗抵近生活而刻意写实的精神气象与新诗中的家国情怀的抒写不无关联，尤其是面对外敌入侵的战乱时，许多爱国主义诗歌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在这一点上，新诗人艾青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的诗虽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但他不忘现实性的“民本”根源，着力发挥为国为民抒真情的优势，一举成为早期新诗崛起的一支中坚力量。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写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一个用自己乳汁把诗人养大的苦难中的人真切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诗中关于保姆大堰河贫困家境的描绘，由许多写实的细节构成，诗人列举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物，让读者置身于灰暗、压抑和凄苦的境遇之中，从“草盖的坟墓”“枯死的瓦菲”到劳累之后的“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的厚大的手掌，都浸满了深入骨髓的悲悯，那缭绕不绝的情感丝缕，闪射着深深的思辨锋芒，这些诗情像温热的炊烟朝着形而上的高度慢慢升起。

从宏观的历史性角度看，杜甫是人情人性的大关怀，自然地占据了人间诗歌的主流向度，事关历史与时代，事关国计民生，是大情怀，有大热度。对于新文学的发展，诗歌理论家谢冕先生在《危难中诞生的文学》中说过：“中国文学发展的近百年中，悲苦沉重造出了辉煌。从这点看，应当感谢苦难。而在文学发展的某一时段，现实曾经是悲哀，而文学却充满了欢乐，这就造成了文学的灾难。”杜甫就是为动乱的社会苦难所玉成的诗人，杜诗的现实性与“民本”精神，是对后世诗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的贡献，他强化了诗歌与诗人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血肉联系，使诗歌沿着健康的“人学”轨道大步向前。文学要直面现实的社会人生，做到抒写真情真意，而不是构拟虚假、粉饰现实，使诗歌失重，丢掉文学本身应有的价值而变得漂浮。正是“悲苦沉重造出了辉煌”，杜甫就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他的现实性和“民本”精神可以铭鉴后世，时时为我们报警，可以浪漫，但不能漂浮。

抗战时期，诗人田间写下了一首小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全诗只有六行：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诗人以六句的体量之小，托举了时代精神之大，极简的陈说，却涵盖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抗击和奋进的力量。作为著名的抗战诗人，田间造出一个被敌人杀害的情境，浅近的表象之下深寓着一种决绝的气度。诗意是潜在的状态，不是直说出来的，看似不见技巧，但技巧无痕迹地存在着。站在时代和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有着极强的现实性。在写法上主要是写实笔法，单纯之中含藏了一种思辨，暗寓了俯首去死与反抗而牺牲的比较关系，是超越于写实的形上之思。

杜诗在强化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也常常闪现出生命升华的哲学光芒。如在《春望》中诗人把笔触指向了现实之外的自然，“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拓展了“思”的空间。再如《旅夜书怀》中写到行程中的景致，“细草微风岸”“月涌大江流”中都有人生命运感叹的因素，形成了一种虚化之后的形而上的思辨深度。与杜诗中如三吏三别的写实深度相对照，这一类趋向于写意的虚化方式，则是具有悟性和禅意的诗思深度，而在写实中出现这样的写意之笔，实际是对写实深度的重要补充。《蜀相》写诸葛亮的祠堂，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写实的内容中却有了虚化的一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其中的“自春色”和“空好音”都含有思辨的因素，都是面向虚空的悠远的感叹。

当然，诗歌发展到今天，对于人生世界的作用早已是今非昔比了，杜甫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不是把他当成机械的“样板”，而是要借鉴有益的经验。不是说继承杜诗的现实性和“民本”精神，就是像《石壕吏》那样地写实，艺术创造从来都是个体和个性在起作用，不能用固定的标准去整齐划一。说到底，诗是人的心性结果，无论写实还是写意，都是从心而出，写出诗人的真情实感，写出自我的独特体验和感悟。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时代的、社会的价值，才能具有诗的意义。

有许多人强调中国新诗是“舶来品”，是源于外国的诗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其实是把一定的影响说成了“起源”，这是一种近于歪曲的解释。即使是文学的体式，它的根源都是深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任何外来的影响都必然为原有的语言、思维模式的魔力所同化。我以为，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杜诗的“民本”思想，对于中国新诗的潜移默化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发展之路上，杜甫的现实精神、杜甫的民本思想以及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沉郁顿挫”的重量，都是不可轻易忽略的。他沉重、坚实的诗歌品质，是我们文化传统中永远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在滑向漂浮之时永远的警钟。无论是中华诗词还是中国新诗，杜甫的精神和情怀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当我们过度地迷恋自我而难以自拔之时，当我们沉溺于私利而深陷痛苦的泥潭之时，当我们为琐屑和庸俗羁绊而折损理想之时，杜甫的诗性精神就成了一种优质的文化营养。所谓漂浮，就是时代或个人的浮泛、浮华或浮躁，此时，强调杜甫的现实主义，就是抑制漂浮的良药。但是也不要强调得过度，我们应当记得曾经尝受的过度政治化的苦果，当然，那不是杜甫的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