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风云——荒原火种⑤

作者:李廷舫

□ 李廷舫

(接第16期)

白英和苏子翰到归绥后,先向绥远省政府递交了关于买地的请愿书,接着就四处找关系,进行活动。

由于中共绥远党组织又遭破坏,白英并没有和上级组织接上关系,几天后就回了陕坝,留下苏子翰继续在归绥活动。

苏子翰不是中共党员,但他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又曾在归绥学过医,有些熟人,通过他的活动,归绥的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几个人物,都知道了后套农民请愿买地的事,竟表示支持。他们都知道后套地广人稀,有许多可以垦种的土地,且土地肥沃,能引黄灌溉,旱涝保收,早就想在那里弄些土地,坐收租金。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参加进来,达到自己在后套买地的目的。他们给苏子翰出主意,让学习外国的办法,在河套搞一个农业合作社,推动买地。苏子翰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白英,征求意见。白英拿着苏子翰的信去找刘进仁,问该怎么办。刘进仁召开支部会研究,认为有上层人物参加进来,正是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好机会,可以利用他们作为外围,壮大声势,推动群众买地运动的开展;办农业合作社也是好事,可以利用这个合作社作为党的活动基地,吸引和团结更多的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同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基于这一认识,白英给苏子翰回信,说是同意归绥的上层人物参加,让他从速办理。没过几日,苏子翰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临河县农业合作社”的木头大印,据说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发的。这下,后套农民买地的声势更大了,吸引来的人也更多了。

1932年2月某日,临河县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利用陕坝菅子芳救世医院的院子,门口上挂起“临河县农业合作社”的木头牌子,一间屋里摆了张桌子,由白英坐镇指挥,找来纸和笔,让杨子华坐在那里登记入社的人,并按规定数目交纳入社费。一连几天,这院子里赶车的、骑驴的、步行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但来的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较为富裕的佃农和自耕农,从事其他职业者,挣到了钱的难民、移民,一些想乘此机会扩大土地的中、小地主,真正的贫苦农民因没钱买地,也没钱交入社费,对这个合作社很少问津。如何叫后套众多贫苦农民也加入这次买地运动,又如何通过这次买地运动给后套众多贫苦农民带来利益,让河套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这又成了摆在中共临河支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李春秀同志壮烈牺牲

中共临河支部成立时,就计划适时在后套这一驻兵繁杂的地方开展军运,建立革命武装,支部分工由李春秀负责此项工作。自1927年7月至1930年上半年四年间,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和支部安排,李春秀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动对反动教会的斗争,争夺教育权,后来又与王汝贤、白英等一起发动农民运动,但他心里一直记着军运的事,寻找适当的机会付诸行动。

1929年下半年,刘进仁因受到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通缉在宁夏躲避,他听说中共绥远特支负责人李子光出狱后到了包头,秘密写信给李春秀,让他到包头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李春秀到包头活动数日,并没有找到组织。这时,王英部队驻在包头,里面有他的熟人,李春秀便到王英部队中活动,除了原有的熟人,又结交了不少新朋友,还有几个成了“换帖”(结拜)兄弟。这次活动为李春秀后来到王英部队开展军运打下了基础。

1930年春季,马仲英部队被吉鸿昌将军所部赶出宁夏,窜来后套,驻扎在三盛公和临河西部地区,而且在这一带招兵买马,妄图扩大实力,反攻回去。该部有李春秀认识的一个营长,他便通过这个关系,打入了马仲英部。

也就在这个时候,因王英投靠了蒋介石,其驻在包头的部队被晋军打散,不少散兵游勇窜回了后套。李春秀看准了这个机会,以为马仲英部招兵的名义,招回了几十个王英部队流散人员,还搞到了几十匹骡马,为此深得上司欢心,让他带着这些人当了连长。李春秀是想等待适当的时机,把这些人马拉出去,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

这年11月,马仲英等来了机会,率部开回宁夏。李春秀想趁其部队开拔的混乱之机,搞到些枪支、马匹,可终因马部防范甚严,没有成功,只带着他招去的几十个人跑了出来。可这几十人原都是王英部下,身带匪气,很快又流散了。

李春秀此次策动军运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还要等待和寻找机会。

1930年,晋军郭凤山部改编为第三旅,移驻后套,因马匹均为黑色,称黑马队。1931年2月,返回河套的王英匪部为了复仇,包围了驻在临河城内的黑马队并展开激战。后经当地乡绅出面调停,黑马队退到五原,临河由王英匪部占领。

1931年3月,中共临河支部开会,研究军运工作。通过分析形势,认为王英匪部的人多属惯匪,极不可靠,直接从王部入手策动军运,很难成功。决定目标瞄向晋军黑马队,可采取迂回战术,先打入王英匪部,利用可能利用的关系开展工作,然后伺机接近黑马队,策动军运。

在五原和临河交界处的天吉太桥,驻扎着王英的一个连,连长小刘是李春秀在包头结识的换帖兄弟,曾向李春秀表示过对王英匪部的不满,有机会要走革命道路。这次支部会后,李春秀就去“投奔”小刘,在他手下当了排长。他一面在该部秘密活动,一面设法与黑马队联系。

驻扎在五原的黑马队,军饷缺乏,军心涣散,正处在风雨飘摇中。

1931年6月,黑马队驻五原的一个连酝酿哗变。李春秀得到消息,决定亲自带两个熟悉黑马队情况的人前往策应,把这个连的人马拉出来。他临行之前,小刘连长给了他一支不太好使的手枪。

李春秀和伙伴到了五原,隐蔽在新城北门水闸附近,并按照线索与黑马队这个连的人取得了联系,决定次日举事。但由于行动中走漏了风声,这个连内部有奸细告密,事情败露。第二天拂晓,黑马队出动两个连人马,将李春秀住处包围。李春秀情知有变,带着伙伴就往外冲。此时,敌人已经严密地封锁了巷口,在开枪对射一阵之后,李春秀终因弹尽而被捕。

李春秀被捕以后,敌人认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敢干这种事,绝非偶然,严刑逼供,要他交出幕后指使者。李春秀英勇不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共产党让他做的。敌人无法,只好以煽动哗变、持枪拒捕为由,决定杀害他。

刘进仁得到消息之后,马上派人到五原了解情况,准备设法营救,终因时间急迫而未能奏效。

1931年6月9日,在赴刑场的途中,李春秀对沿街围观的群众慷慨陈词,号召劳动群众赶快行动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推翻蒋介石,打倒大地主和贪官豪绅……

五原是汉朝以来的塞外古镇,在这里,李春秀第一个喊出了共产党的声音,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他的呼喊唤醒了无数的劳苦群众。

正处于反动统治者剥削、压迫苦难最深重的劳苦群众,听到李春秀的演说,犹如在寒冬听到了春雷,深受感动。有的自动送酒送肉,为李春秀饯行;有的伸着大拇指直喊:“好样儿的!”有的交头接耳,说:“咱们这里也有了共产党,共产党真是好样儿的,坏家伙们快完蛋了。”

最后,李春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李春秀,祖籍山西省河曲县巡集镇瓦窑村。1899年,其父母逃荒走西口来到萨拉齐县大代夫营子落脚。1905年,李春秀生于这里。他还在襁褓之中,父亲病逝。为了活命,母亲带着他和幼年的哥哥,嫁给了一个姓岳的贫苦农民。李春秀从十岁开始便一面帮着给天主教扛长工的继父种地,一面在教会小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临近高小毕业的李春秀在新文化、新思潮影响下,开始认识到农民贫苦的根源,也因此对封建制度和阶级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了仇恨。他多次鼓动同学们罢课,反对天主教堂外国神甫对中国人的剥削和欺压,因此他被教会学校开除,连他的继父也不能再给教堂种地了。

1922年春天,萨拉齐县遭受严重旱灾,李春秀一家逃荒来到蛮会。继父租种教堂的土地,十七岁的李春秀凭着高小学历,在教会小学当了教师。蛮会教堂的比利时神甫在蛮会、陕坝、乌兰淖一带霸占土地,肆意横行,欺压中国人,比起萨拉齐县教堂的神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激起了李春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在讲课时,不断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1925年,他接触了刘进仁之后,反帝反封建意识愈加强烈,行动也更为激进,因此他被反动教会解职和驱逐。

1927年7月,经刘进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李春秀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从入党那一天起,他便全力以赴,奋不顾身地为党的工作而奋斗。他坚持反帝斗争,组织农民运动,又策动军运,直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春秀是后套地区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临行前的撼动人心的呼吁,他视死如归的壮烈行为,令许多耳闻目睹的群众为之动容,也让后套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不禁心生敬意。

李春秀牺牲以后,革命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定地与黑暗势力作坚决斗争。革命同志及社会贤达自动凑集了一百元大洋,为李春秀的家属安排生活,赎回了他典押出去的土地。

李春秀遗下两女一男。儿子李锁绊子,是他牺牲一月后才出生的。白英为李春秀的家属经办赎地手续时,曾抱着锁绊子警告当地的大地主说:“再过二十年,又一个李春秀!”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追认李春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烈士的忠骨也由五原县政府帮助找到,移回蛮会。

(未完待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一级作家,曾任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出版文学、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