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 张朋
“河套文化”一词包含两层所指，其一是指地域范围的区域性，是以河套地区为核心，多民族融合、多元风格的开放式和辐射式的文化现象。它不是静止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其内涵和特色发生着一系列的演进和变化。它是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展现了多民族人民共同演绎的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融，其形成的不屈不挠、奋发进取的精神贯穿千年，延续至今，不仅推动了地区进步，也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步。进一步传承、弘扬河套文化，以史为鉴，是未来河套地区获得和谐进步的保证。
一、地理环境对河套文化形成的影响
河套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地理概念。黄河在甘、宁、内蒙古、陕、晋五省境内形成马蹄形大弯曲，在阴山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形成一个断陷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黄河及其支流纵横其间，黄河从西、北、东三面环绕这片属于黄土高原北端的延续地带形成一个天然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明代始称为“河套”。《明史》记载：“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道光年间，陕西怀远知县何丙勋在《河套图考》序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譬河以绳，所套之地是也。”
河流是人类社会特定文化形态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因素。人类生存更是逐水草而居，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辉煌，无不依赖于生生不息、奔腾不止的大河母亲。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孕育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恒河孕育了古代印度文明，黄河孕育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河套地处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自古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传奇演绎之地；大河环绕，阴山横亘，壮美草原与肥沃平原交错，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影响此消彼长，在此生活的各民族人民秉承着开放包容、进取不息的精神，相互学习借鉴，最终接受认同对方的文化习俗，并融入各自生活，形成博采众长、异彩纷呈的河套文化。
具有独特地理位置的河套文化在古老的母亲河孕育之下，在壮美辽阔的草原生长发育、融会传承，数千年来，历尽沧桑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现象有着显著区别，又有别于典型草原文化的一种区域性又融会多样性的独特文化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河套成为两种文化交互发生和不断冲击碰撞的地区，使其内涵丰富，源远流长。这反映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之间频繁的军事战争和政权更迭中，也反映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下文将对此各类现象分别进行阐述。
二、战争对河套文化形成的影响
（一）秦汉时期游牧民族对河套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古代史籍记载中可获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套地区就已经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争夺的焦点，“齐桓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西汉时期，在汉武帝统治年代，国力强盛，对匈奴族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燕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卫大将军，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军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禅小王十馀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馀骑……”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左贤王皆遁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历经反复拉锯征战，西汉政权在这一个阶段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军事占领和统治。
这些史实虽然记载了汉族众诸侯国至秦汉时期对于少数民族政权征伐的胜利。但是从客观历史事实和推论来分析，中原汉族文化并未对这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诸少数民族的社会影响力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的多，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扩张性和进取性，占据河套文化发展的主动地位，是河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根据史籍记载其民风民俗皆完全迥异于汉族文化，甚至对汉族文化主导的地区也产生一定影响。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岁正月，诸氏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其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
《后汉书▪南奴传》载：“建武二十六年，遣使立南单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未几人居云中……今世蒙俗盟、修界、公祭鄂博诸事之后，辄有摔跤，赛马之戏，皆俗耳。”
《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上述胡物虽非全部来自匈奴，但包括匈奴在内的域外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匈奴自称“胡”，其传入中原内地的器物多称“胡物”，如胡笳、胡服、胡床、胡饭等。两汉时期，传入中原的匈奴器物甚多且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以至在东汉末年曾出现了一次“胡化”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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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统治者基本无力再顾及河套地区。曹魏西晋时期，河套地区被鲜卑族所控制，其风尚民俗依然如故。《魏书·高车传》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人好引声长歌，当中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其俗蹲踞亵渎，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祖乘出阑。马主立于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取，数满乃止。俗无谷，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业坐饮宴终日，复留共宿，明日将妇归。共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虽然草原少数民族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但其擅长骑射的技艺也给中原的军事文明以较大的影响。如汉匈战争期间汉军十分注重吸收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长技。晁错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孥衣，劲弓刺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东汉顺帝时，“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藩”，顺帝令骑兵护送，这些骑兵“皆北军胡骑，便兵擅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可见，这些训练有素的胡骑在汉代已有了相当的政治地位。
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往来或相互争夺，使河套平原不仅成为军队拉锯式的进退地带，也是文化之间广泛的对抗和渗透的主要平台。在这一历史时期，游牧民族所表现的积极进取、开放豪迈的精神在河套地区闪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辉。
（二）隋唐时期河套文化是民族互动融合高峰的体现
历史发展至隋唐两朝，出现了丰富璀璨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即隋唐文化。隋唐文化最强大的气魄就是开放，其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华夷无碍，三教并行，更可贵的是其在兼容并包同时还有充分开拓进取精神。经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民族分化和同化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通过互动的民族融合，自先秦、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先后出现过的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了一部分，其他相当一部分在隋唐时期开始了新的分化和同化过程。因此，作为历来是多民族生存共处之地的河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隋唐时期，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漠南北兴起的一个强盛一时的族群，其起源于敕勒。隋末，东突厥成为雄踞漠北、权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势族群史称其“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及至唐初，形成东突厥与唐王朝竞争对抗和冲突的局面。公元622年，东突颉利可汗竟以十三万骑入雁门，攻太原使长安情况一度危急。公元629年，唐太宗亲自领军，经过三个月激战，取得了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被动局面，继东突厥以后，唐王朝又成功地瓦解、剿抚了薛延陀汗国与西突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唐王朝对待边塞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并非一味以武力抗击，其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的思想长期指导着其民族政策。早在建唐之初，李渊就下诏令：“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等。有隋季世，黷武耀兵，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和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对于内降唐王朝的游牧民族，唐王朝多把他们安置在水草茂盛的河南（河套）地区，任其游牧。开元三年，突十姓部落前后内附唐王朝的多达万余帐。开元十九年，奚酋李诗高帅五千余帐降唐，唐王朝即“徙迁其部落于幽州境内”，并重置归义州以处于部落。内附各部，受到了唐王朝各方面的妥善照顾。
由于唐朝民族政策的宽松和优待，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较前代更加频繁和深入。在相对友好和睦、自然而然的气氛中，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是秦汉时从华夏民族发展转化的汉民族了，由于其在民族互动和同化中，吸收了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而发展为一个混合多民族文化的新汉族。
唐诗作为文化融合现象之一非常具有代表性。其无所束缚地创造，融汇了各民族民歌的优良传统。当时，以边塞生活和西域风光入诗，在反映边疆风光和战争生活的同时，也描写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的诗人，被称为“边塞诗人”，这也是唐朝著名的诗歌流派。
岑参的边塞诗，“军中置酒夜过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塞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等诗句融合南方文风的浪漫主义传统，还反映了边塞各族人民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生动情景王昌龄的七绝《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名句充分展现了汉族文化为主体汲取民族文化的过程。
其间，不仅文人墨客的边塞诗广为传诵，唐朝帝王的边塞诗也颇有佳作。盛唐之时，四海归一，经济殷盛与武力强大兼具统一，经历了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帝王边塞诗将这种自信昂扬的必胜信念发挥到了极致。唐太宗的《饮马长城窟行》形象地描写了塞外风光与战争生活，气魄伟大。“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迴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寒沙连骑迹，朔次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干戈戢，车徒振原燕。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扬麾雾静，纪石功名立。荒奇一戎衣，灵台凯歌人。”
唐太宗的一系列诗作气魄宏伟，悲壮昂扬，但是却充分展现了吐纳四海的磊落胸襟，而非战争狂人般的骄狂自负。他在民族问题上态度非常开明，令远方自然怀顺，不轻易以力服人。他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所以，唐朝时我国的民族关系总体上友好融洽，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历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
唐王朝衰落后，各少数民族纷纷发展各自势力及建立政权，鲜卑南下、乌桓称雄、突厥东进、柔然内附、党项立国、契丹建辽割据等现象涌现，北方少数民族较为集中迅速地相继兴起与壮大，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些少数民族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继续开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局面。
三、移民对河套文化形成的影响
历史发展至元朝时期，元王朝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政权，随着大批少数民族百姓进入内地定居，与汉人杂处。“蒙古军、探马赤军之镇成内地者，都是‘即营以家’。蒙古、色目官吏之仕于各地者也往往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再加上政府的迁民、罪徒和民间的经商、流寓等原因，许多边远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错落在汉人之间。”还有就是交通的方便。由于元朝政令统一，宋、西夏、金时的区域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素无来往的各民族百姓联系到了一起，这就为各民族间的双向交流创造了条件。
元代统治者努力学习汉文化、尊儒重教，提倡理学，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迁徙、通婚，赐姓名以及对汉文化的认同，则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元朝末年，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已融入汉族，蒙古族虽属统治者民族，但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已和汉人无异了。尽管元统治者吸收并融入汉族文化，但是随着元末社会矛盾激化，自然灾害频生，朝代更替不可避免，统治民族亦由汉族更换。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认为“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以持重”。为维护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卫所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军士及其家属是移民的主体，戍守和屯垦是移民的主要形式。自洪武至崇祯，屯田均以“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明代每千户所1120人全镇38所，原额应有42560人。弘治年间宁夏各卫所辖民户可能已达2万左右，较洪武时期有较大的增加。万历十四年（1586年）记载宁夏屯田达18825.72顷。
移民随着大批军卫将士家属的迁入，加速了卫所驻地及其附近土地开垦的进程，也加速了西北地区民族的互动融合。洪武九年设宁夏卫后，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之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习俗也具有“江左之风”。随着大批移民官兵及眷属的到来，汉族文化进一步影响着河套地区的生活方式，比如房屋的建造和居住。《明史·鞑靼传》载：“邱富等在敌召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绥远通志稿·民族志》载：“当时以汉人来归，架木为屋而居，遂亦渐弃毡包之制而住板升，由明而清，全境蒙民，殆已全为屋居矣。”移民潮流从明朝一直延续至清朝，清王朝对于西北的经营所花代价极大，同时也是其开拓经营最为成功的地区。清代的西北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等方面，较之全国其他地区独具特点。考虑到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清前期的最高统治者，从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和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针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而积极的措施，制定了一套较为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这些步骤和方针实施后，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四、商业交流对河套文化形成的影响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凭借国势，清政府对西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开拓和经营。内地与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优势，利用安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得以较早地占领北方市场。山西背靠蒙古草原，位于北方蒙古高原单一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中原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自蒙古地区，而游牧民族的日用品则主要依赖内地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中间，长久以来山西商人在北方进行的边境贸易、南北农牧两大区域的物资交流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
河套地区水利渐兴，田亩尽辟，早在康、雍年间，晋陕北部地区的人纷纷到河套安家落户，“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人租地垦种。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
乾隆时，自然灾害频繁，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者更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一批批汉民涌入蒙区，他们带去内地的种子、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在漠南蒙古之南部开荒种地，种植谷物、荞麦、蔬菜等。经进入蒙区的汉人与蒙古人一起辛勤垦种，漠南蒙古农业发展很快。乾隆晚期，归化城附近盛产粮食，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甚多，经黄河运至潼关、韩城、太原、寿阳，供秦晋两省食用。早在明政府与蒙古俺答汗议和以后，在长城沿线展开了广泛的通商贸易，山西商人就在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山西商人充当了汉族黄土文化和蒙古族游牧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把汉族的生活、生产和文化带到蒙古，使草原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进一步深入接触，对汉民族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蒙古民族的主要食品可分作两类：“白食”和“红食”。“白食”是指奶制品，“红食”是指肉制品。随着蒙人经营农业以及商业往来，外来的晋陕等地的商人和移民的影响，玉米、小麦等也成了蒙古民族的日常食物，也饮食蔬菜、谷物，辅以肉食。“其食物平常以莜面、小米为最普遍，白面、养面次之。副食品以山药为大宗。”
荞麦也是蒙古族食物之选。荞麦性寒，“北方山后诸郡多种”。“山后”，指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地区。荞麦“治去皮壳，磨面为面摊作煎饼，配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饸饹’，滑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尚，供为常食。”这是典型的山西北方地区的食用方法。豆类也是当时粮食之选。豌豆在“百谷之中，实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今山西人用豆多麦少磨面，可作饼饵而食此豆五谷中最宜耐陈，不问凶丰，皆可食用，实济饥之宝也。”（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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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抚张之洞奏：上部附近边内，其饮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然仍不习农业。”“各厅志略：蒙汉相习年久，其俗外焉。”近繁华，内实勤俭，盖寄居多关南晋北人，犹有唐魏之遗风焉。
到咸丰时，从东营子到西库伦，广大地面商舍皆为晋商开办，库伦成为外蒙古地方的商业重镇。东起乌兰察布，无论是土默特、乌拉特、鄂尔多斯，还是乌兰布和沙区，通行的都是“河套方言”。这种方言与早期进入这一地区晋、陕汉民和旅蒙晋商分不开。
旅蒙晋商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要素存在。抛开宏观的“地利天时”不讲，单就其自身的努力，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规模和成就。走前营（乌里雅苏台）、走后营（科布多）、走大库伦（乌兰巴托）、走恰路（恰克图）的晋商莫不如此。就连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的创业也未脱得过这条必由之路。他们从岭后雁朔及岭前府南诸地，硬是用双腿走出了“中路”“西路”两条旅蒙大道。
晋商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正确地把握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他们不论在肩挑驮背流动贸易时，还是在形成国内外贸易网络后，都能以“义”致“利”。即恪守高尚的商贸信誉，把“诚信”二字作为行为准则，做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不以牧民的憨直厚道而存有欺诈之心。不管四季，凡有预约的业务，任其路途遥远风阻雨挡，准时践约的规则已约定俗成。以致当时在牧民心目中，只有牧主台吉（底层统治者）和山西商人，这充分体现了晋商在开拓内外蒙古市场、发展当地市场、满足人民生活以及文化交流都有着重大的贡献；体现我国各民族求生存、共发展，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关系。
以移民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河套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使各民族地区的文化融会互通，相互学习、借鉴、接受认同，尊重包含，这充分反映了河套文化宽容大度的性格禀赋。而历史长河中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聚合过程，更是构成了河套文化坚强的底蕴。
五、结语
由于河套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北有阴山、南有黄河两大自然屏障，和重要历史地位——兵家必争之地的军事要塞，使几千年来形成的河套文化迥别于传统中原文化，又具有整个华夏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河套文化不断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营养，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展现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在现今研究这两种文化聚合的河套文化，需以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作为中心，再结合现实问题，以史为鉴，准确把握其差异性和地区特殊性，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为当前服务，促进地区经济振兴，繁荣文化建设。
（刘建生系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朋系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