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睿文

一、剧作结构与叙事实验：时空交错的戏剧迷宫

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话剧《梦里梦外都是梦》以非线性叙事为核心，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构建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辨的戏剧空间。全剧共分九场，每一场次既是独立的情感切片，又是整体叙事的有机部分。例如，第一场通过素素的独白与奥伦的对话，迅速勾勒出婚姻危机的轮廓；而第二场转入奥伦与无名在酒吧的相遇，则直接切入梦境与创作的矛盾。这种跳跃式结构打破了传统戏剧的线性逻辑，迫使观众在虚实之间不断调整视角，形成对“存在”本质的追问。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人类的存在本身是“虚无”的容器——我们被抛入一个没有预设意义的世界，必须通过自由选择塑造自己的本质。虚无在此并非空无，而是可能性的空间。人的行动不断填充虚无，但每一次选择也暴露了意义的短暂性。奥伦在剧本中坚持写作却屡遭退稿，其困境正是存在主义式的——他试图通过创作赋予生命意义，却不得不面对虚无的嘲讽。而本剧中运用梦境与现实的切换交织，来达到空间叙事的转换。作者通过“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隐喻来加强对于人生虚无的追问，而隐藏其中的也有作者对于创作的思考，笔下的人物是否也是具有自由思维的意识体，而非任人删减修改的纸片人。

本剧在场景转换上极具电影化思维。例如，第三场素素与游明的对峙通过冷光与脐带道具的象征性使用，将母子关系的撕裂具象化为一场超现实的绑架；第七场老年素素与游明的对话则利用梦境，将未来与当下并置，暗示命运的循环性。这种多时空嵌套的手法，既呼应了标题“梦里梦外”的主题，也挑战了观众对戏剧时空的惯常认知。然而，部分场次，如第五场无名与奥伦的二次对话，因信息重复略显冗余，若能精简对话或强化冲突层次，节奏将更为紧凑。

二、人物塑造：灵魂的困顿与身份的虚妄

剧中四位主要角色——奥伦、素素、无名、游明——均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其塑造兼具现实性与寓言性。

1.奥伦：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境。作为“无名作家”，奥伦的形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的孤傲与坚持——“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与现实的挫败——“快六年没赚稿费了”形成尖锐对立。剧本通过其与无名的对话，揭示了创作者在艺术追求与世俗压力间的撕裂。例如，第四场中奥伦的独白：“作家的痛苦，读者体会不到”，既是对创作孤独的控诉，也是对艺术价值虚无的隐忧。奥伦的作家身份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他的“坚持写作”看似是对理想的坚守，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靠酒麻痹”。出版社的屡次退稿，暗喻当代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浪潮中的失语，而无名对其“虚伪”的指控，则揭露了文艺创作与商业逻辑的深层矛盾。这一角色的困境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文化生产体系异化的缩影。略为可惜的是，角色在婚姻矛盾中的被动性削弱了其复杂性，若能加入更多情感挣扎的细节，人物弧光将更为完整。

2.素素：被规训的母性与觉醒的自我。素素从民政局职员到追梦歌手的转变，暗含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叛。她的台词“重启我的人生”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对婚姻枷锁的挣脱。第七场老年素素与游明的对话，通过“丁克”议题的争论，进一步探讨母性伦理与社会规训的冲突。本场论题，更是直指当代青年的生育焦虑。游明的台词“不能为养老而孕育生命”是对功利性生育观的批判，而素素的反驳“孤老终生有多无助”则代表传统伦理的规训。这场对话的悲剧性在于，双方均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未能触及生育自由的本质：即个体是否有权拒绝被社会赋予的“生命意义”。美中不足，剧本对素素内心转变的铺垫稍显不足，例如她辞职的决定缺乏前史支撑，若能在早期场次加入其对音乐梦想的碎片化回忆，角色动机将更具说服力。

3.无名与游明：镜像中的他者。无名与游明作为“梦中之影”，实则是主角内心欲望与恐惧的投射。无名作为被堕胎的姐姐，象征奥伦对家族重男轻女罪孽的忏悔；游明作为素素“未来之子”，是其生育焦虑的具象化。而游明的颓废与仇恨并非个体心理问题，而是Z世代集体无意识的具象化。他对丁克理念的坚持、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实则是当代青年对资本异化与社会规训的本能抵抗。两人的超现实身份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写实框架。

三、主题探索：孤独、自由与存在的荒诞

1.孤独的本质。奥伦与无名的对话直指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活着就是孤独！”这种孤独既是创作个体的宿命——“作家的痛苦，读者体会不到”，而剧中人或梦中人的痛苦，作家也无法琢磨，亦是婚姻中情感疏离的隐喻——素素指责奥伦“连一句甜言蜜语都没说过”，生活在一起七年的夫妻，无法在现实中沟通，每个人的心理需求都需要通过梦境来投射与疏解。剧本通过人物关系的断裂（离婚）与重构（梦中相遇），暗示孤独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存在状态。而本剧结尾的重逢，又为灵魂能否重新相依画上了问号？

2.自由与控制的悖论。“梦是不可控的”这一台词贯穿全剧，形成对自由意志的质疑。奥伦试图通过写作掌控人物命运——“我对他们有生杀大权”，却反被无名揭露其虚伪——“你装什么清高？”最终作家宣布尊重笔下人物，其实质是通过艺术创作来实现对“自我”意志的修复。素素追求“重启人生”的自由，却被游明以脐带捆绑，暗示个体始终受制于血缘、伦理与社会的无形枷锁。而脐带捆绑的意象“夺回生死主动权”，则外化了生育过程中母体与胎儿的主权争夺，这种心理投射在第八场达到高潮，素素的呕吐与心跳声，暗示未完成的分娩创伤仍在侵扰其精神世界。

3.虚实的辩证性。第九场结尾的“三年后重逢”极具深意：素素声称儿子名为“游明”，而奥伦的困惑——“谁的儿子？”将全剧推向存在主义的终极追问——何为真实？结尾引用的老子箴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剧中“现实与梦境互为镜像”的主题形成呼应。奥伦与素素的“三年后重逢”，可视为阴阳相生的具象化：离婚不是终点，而是新关系的起点。

然而，这种哲学升华未能完全消解剧本的虚无主义基调——当素素声称儿子名为“游明”时，奥伦的困惑依然将存在意义悬置在虚实之间。剧本借老子的题词，暗示现实与梦境不过是阴阳互生的两面，生命的本质是一场“负阴抱阳”的混沌游戏。

四、观演关系：沉浸式戏剧的潜在可能

本剧在舞台设计上暗含打破第四堵墙的野心，但尚未充分发挥沉浸式戏剧的互动潜能，略有缺憾。

第一场素素从观众席走向舞台献花的设计，巧妙地将观众纳入戏剧空间。若能在后续场次强化这种互动，可增强观众对伦理议题的代入感。在现场演出中，为了使戏剧幻境地完整呈现，未能将此种互动加强，但其实对于本剧这类带有社会议题讨论的话剧，观众的参与并不会破坏其主题表达上的哲学思辨性，反而能将观众从被动观剧转化为主动思考，并且，布莱希特式的“间离”可以让演员、观众都能够跳出戏剧，拥有思考的空间。

《梦里梦外都是梦》是一部充满思辨张力的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婚姻、创作、生育等议题的批判，更在于勇敢暴露了所有批判的局限性——正如奥伦最终未能写出“伟大作品”，素素的重启人生依旧困于母职枷锁，游明的反抗沦为虚无主义自嘲。这种自我解构恰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在一切意义都被消解后，我们是否还能相信“梦外”的真实？

本剧给出的答案或许是老子式的“冲气以为和”——在阴阳相生的混沌中，承认矛盾、拥抱不确定，才是对抗荒诞的终极出路。而这，正是该剧最深刻的当代性所在。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