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喜超 周祥东

玉石作为静态的器物，始终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交叉融合的叙事结构以及契合时代的叙事理念，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玉器的魅力。同时，借助场景仪式、认同仪式、程序仪式等方式，纪录片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从器物视角出发，对中国玉石题材纪录片的艺术创作沿革路径的梳理，能够唤起观众对中国玉石文化的集体记忆，进而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民族凝聚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宏观历史脉络与微观个体故事的交织叙述，以及历史回溯与现实反思的双重视角，不仅详尽记录了玉石的自然形态、制作工艺的演变历程，更深层次地探讨了玉石所蕴含的文化寓意、社会功能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价值，从而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玉石文化景观。

一、新世纪以来的玉石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概述

新世纪以来，中国玉石题材纪录片从全景式展现玉石文化的发展历程，到深入探索上古玉器，再到细腻解读国宝级玉器，不仅记录了玉石的物质形态，更揭示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类是将玉石文化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纪录片。如《指尖上的传承》（2015）、《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史话新疆》（2020）、《人类的记忆：中国世界遗产》（2021）、《中国》第三季（2023）、《国宝在山东》（2024）等，都将玉石文化融入其叙事框架，深入挖掘其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在这些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纪录片里，玉石文化占据着核心地位，凸显出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另一类是专门以玉石文化为题材的纪录片。例如，《玉石传奇》（2011）、《中国古代玉文化》（2012）、《玉石解码》（2013）、《寻古中国·玉石记》（2023）、《重拾如此良梦》（2024）、《玉·雕刻师》（2024）等，均立足于中国玉石文化，努力呈现中国玉石文化的历史特征与发展现状。如《寻古中国·玉石记》（2023）以近年来考古遗址的新发现为切入点，全面梳理了中华玉石文化的历史演变，重新审视了玉石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揭示了玉石文化在文化传承、民族认同与文明交流中的关键作用。

二、文化意象塑造：玉石题材纪录片的影像叙事

历史上对玉石文化的记录主要依靠文字和物品传递的形式存在，难以形成直观的整体形象。纪录片的影像存储功能恰恰是为了弥补文字、绘画、摄影等记录方式的不足。“媒介通过将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1］新世纪以来中国玉石题材纪录片在叙事逻辑上运用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交叉融合的叙事结构、契合时代的叙事理念，深入探讨了玉石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一）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

对于纪录片的叙事文本而言，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其内容可能展现出多种表达形式，而这些表达方式在不同观众和读者的理解中也会呈现出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宏观视野展现微观视角，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呈现玉石从发现、使用到成为文化象征的全过程。如《寻古中国·玉石记》（2023）在探寻中华先民与玉相关的历史故事，见证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在微观层面，纪录片聚焦于玉玦、玉璧、玉虎头等玉器，深入挖掘其制作工艺、纹饰寓意等细节；另一方面，主持人的情感驱动成为纪录片叙事的重要策略。主持人通过“体验式代入”的方式扩展观众视角，以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分享话题，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走遍中国》“珠宝玉石”系列纪录片（2012）中，主持人以平等的态度将观众情绪与文化内涵紧密结合，提升了玉石文化传播的效果。

在玉石题材纪录片中，多元视角的运用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叙事手段。这不仅丰富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和结构，还提升了观众的接收效果和情感体验。

（二）交叉融合的叙事结构

新时代以来中国玉石题材纪录片采用多重叙事结构，全方位展现玉石文明起源、发展及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编织起玉石与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网络。

首先是从专题内容设置转向时空交织的编排。早期作品多聚焦于玉石产地或雕刻工艺的单一主题，如今则将不同时空维度的玉石故事紧密交织。如《寻古中国·玉石记》（2023）从玉石起源切入，讲述其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并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玉石在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构建的文化认同。其次是从续写单篇故事转向构建多元叙事体系。以往作品多集中于单一故事，难以展现玉石文化的多元性。而现在的纪录片通过多线叙事展现玉石的丰富内涵。例如，《玉石解码》（2013）通过讲述玉石在祭祀、礼仪、装饰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揭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功能，展现玉石承载的信仰、身份象征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内涵。

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交叉融合的叙事结构，不仅丰富了观众对玉石文化的认知，也揭示玉石文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方面的关键作用。

（三）契合时代的叙事理念

在新媒体时代，玉石题材纪录片借助先进的节目制作方式和信息传播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玉石文化的展示形式，并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是历史情景性再现。近年来，此类纪录片通过演员表演重现古代制玉、用玉场景。例如，《何以中国》（2023）第三集“星斗”采用了影视化再现的手法，模拟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制玉的叙事场景，结合考古学家的现场记录，重现了当时复杂又严格的礼俗。二是科技创新性应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使中国玉石文化的展示更加立体，由浙江卫视制作的《良渚》（2019）第二集“文明之光”中利用3D建模技术和动画制作，考古研究成果还原了良渚玉器从原料开采、切割、钻孔、雕刻到抛光等一系列制作过程，生动地展现出古人制作玉器的场景和方法，让观众直观了解古人制作玉器的方法。

总的来说，在玉石题材纪录片中，历史情景再现与科技手段相辅相成。前者通过演绎、动画重现玉石文化辉煌，让观众身临其境；后者如3D扫描、VR技术，则细腻展现玉石之美，增强互动体验。

三、记忆文化重构：玉石题材纪录片的仪式传播

美国传播学者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强调了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社会成员能够共享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仪式通常被视作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一种沟通和维持群体活动的经验”。^［2］在传播仪式的建构中，玉石题材纪录片更加强调器以载道的场景仪式、身份认同的互动仪式、重复协商的程式仪式以此来增强这种仪式化的效应。

（一）器以载道的场景仪式

“‘器物’不仅以语言的形式体现古人对形式美的认识，更通过有形之‘器’传达无形之‘道’，从而突破了‘器物’的普遍物质意义，达到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3］

玉石题材纪录片借助仪式化的审美场域设置，使受众在仪式化的环境中受到心灵慰藉，继而沉浸在统一的形式感中产生“力场效应”。在《了不起的宝藏》（2023）节目中，通过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谷娴子的讲解，加之国潮手绘和水墨动画，构建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祭祀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玉琮的每一处细节都被细致呈现，观众仿佛置身于古代的祭祀场景之中，亲身感受玉琮所承载的庄重与神秘。玉琮的产生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敬畏，在祭祀中被赋予沟通天地、连接人类的神圣使命。在当时的祭祀仪式中，玉琮作为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重要礼器，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

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场景再现的仪式化，实现了玉石文化可视化、仪式化的展示，使玉琮背后的故事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便于观众理解玉石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身份认同的互动仪式

“仪式化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情感，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4］在这一框架下，参与者通过参与各类仪式活动，不仅强化了个人的身份认同，还促进了想象共同体的构建与集体记忆的延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仪式感无处不在，从节日庆典到日常生活，这些仪式成为了构建民族集体记忆、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巧妙地利用观众内心的潜在共鸣，唤醒并加深了参与群体对玉石文化的记忆与认同。当播放到红山玉龙或妇好玉凤等精美玉器时，满屏弹幕“玉龙c位出道”“求玉凤周边”不断滚动。此外，还通过“国宝留言”形式，让观众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形成了从开头“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到结尾“国宝留言持续更新，请注意查收”的完整互动仪式，为观众营造了一种交流互动的仪式感。

因此，玉石题材纪录片通过身份认同的互动仪式，不仅加深了观众对玉石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观众的文化认同和社会价值观。

（三）重复协商的程式仪式

“仪式这一象征性活动，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操演，所有参与者将遵循这一规则和程序。”^［5］网络的即时互动特性要求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增强内容的重复性和协商性，以适应观众信息接收模式。

一方面，纪录片通过规律性的系列化传播形成周期往返的叙事模式。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从第一季的国宝介绍到第四季的文化传承，通过阶段性内容的递进，培养了受众的情感依赖，凝聚了共同体情感，并实现了受众对共享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纪录片通过虚实融合的传播方式，结合线上线下仪式空间，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仪式感。如《重拾如此良梦》（2024）在“杭州良渚日”推出，观众既能在现代端游《元梦之星》的《良渚古国》主题地图中体验良渚先民制玉的活动；同时，又可以参与线下打卡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仪式感。

玉石题材纪录片在网络传播中呈现出周期往返与虚实融合的特征，以适应融媒体时代受众即时性观看习惯，这种传播机制让受众在互动中更好地认同纪录片所建构的象征性意义。

四、结语

器物，作为物质实践活动的核心载体，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更是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中国玉石题材纪录片依托“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借助影像再现和仪式构建，使得“现场”在过去时态的客体场域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同时也巧妙地将现代视角融入其中，实现了历史与当下的跨时空对话。

【参考文献】

［1］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

［2］ 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J］.当代传播，2010（03）：15-18.

［3］ 杨先艺，周蕴斐，王琴.论中国传统造物的“器以载道”思想［J］.理论月刊，2006（12）.

［4］ 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4。（4）：6-19.

［5］ 陈阳.PGC+UEM：微纪录片的生产模式创新——以《了不起的匠人》为例［J］.中国电视，2016（11）：84-87.

（本文系中国民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2024年度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传播视野下非遗纪录片的视觉修辞研究”（FYY2024QN01）阶段性成果）

（杨喜超系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周祥东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