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学界普遍认为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的转折点，文风也由此发生转变。但任何转变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此前的“蓄积”同样值得关注：“黄州时期”是“乌台诗案”之后的恢复期，走向超脱；而“密州时期”是蓄发期，情感逐渐酝酿，思想斗争日趋激烈。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苏轼对现实、对人生由笃定到怀疑再到自我说服的动态过程。因此，以密州时期的创作为对象，尝试分析苏轼诗、文、词之间的互文关系与文体差异，概括苏轼这一时期儒道思想交织的复杂心态。

在密期间，苏轼作诗72首，文43篇，词18首。^①从总数上看，诗作数量远超词、文之和，但是，72首诗中，次韵、和答的有30首，寄怀赠送的有12首，挽词6首，分韵1首，剩下23首还有一部分是受人托请，自抒情志的连二成都不到。43篇文章含奏启、上书、表、状、疏9篇，因公而作的祭文、记、跋9篇，书信16篇，剩下的除受托请而作的也只十之二三。词作涉及刺时、宴请、游玩、送别、寄怀，但皆从己出。如果将创作动机规定为“发乎情”的话，苏轼在密州“发乎情”的诗、文数量是不及词作的。由此看出，三种文体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即使都关乎政见、交际，它们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诗、文的交际、政治功能沿袭前代，适用场景更广泛，而词的个人属性、娱乐性更强，它尚未进入主流社交场域，这体现出苏轼的文体分工意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苏轼在试图打破这种界限，尤其是诗与词的界限，因为他用创作证明词的表现内容可以更广，表现形式可以不必“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表现场合突破筵席限制。

一、词体诗心：诗法传统在东坡词中的创造性转化

关于词，在回复鲜于侁索诗的一封信中，苏轼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此处传达出三点信息：第一，作诗需要闲暇；第二，苏轼自知词风不同于传统审美之词作，但也是一种“壮观”之美；第三，所作小词已经历表演实践，伴奏乐器为笛子和鼓，而这也是军乐器的标配。可见作词很便宜，不需要那么多条件来配合；词作的表演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乐器、演奏者都可“就地取材”。

苏轼诗对词创作影响，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檃栝”这一写作手法，苏轼运用得炉火纯青。仅以《水调歌头》^［1］一词为例（见图表）。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词句对诗、文句化用的用力之大。此外，苏词中还不乏“君不见”“归去来兮”类句式，这也本是歌行体的常用写法。

苏词借鉴诗法，还有诸多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苏词中用典不逊于诗。如《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连用“唐李勣”（西南长城）、“韦皋”（八国初平）、司马相如与王褒典事，来赞美益守冯当世的文才武略。再者，苏词问句多，这也是与‌宋诗明显的不同之处。《水调歌头》已十分显然，《江城子》（相从不觉已春寒）下阕两句连问“云海光宽，何处是超然”“知道故人相念否”，这与宋词的发展趋势相应。李清照的词中疑问句的使用非常频繁，现存45首词中有26首采用了疑问句，约占总数58%‌。^［2］辛弃疾的词中也大量使用问句，如他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通篇七个问句，气势磅礴且富有想象力‌。宋词更注重意境和哲理的表达，问句的使用相对较少，这与宋词注重抒情和表达细腻情感的特点有所不同。

词对诗法的借鉴突破了其原有功能边界。词为“诗余”，也可以言志，志有用世之志。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驰骋沙场，是苏轼幼时梦想，蓄积至此，非“狂”字无以寓之；“鬓微霜，又何妨”与此时期给友朋书信中的“吾病且老”的衰老之调甚不相合，或许这次出猎苏轼是真过瘾了、当真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苏轼善射，在凤翔时就对此自矜不已，在朝中、钱塘恐怕没有张弓搭箭的机会，“会挽雕弓如满月”，既是力量的展示，也是对建立军功的期许。不过，对于已经看过苏轼一生的读者而言，词中对自己的外貌描写、狩猎场面描写，彼种酣畅的气势，彼种强烈的愿望，遗憾怜悯之情愈发难以言尽。也有牢骚。如《满江红》（东武城南），“官里事，何时毕”“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抒发官事繁冗的滞闷、今非昔比的寥落。词可言理。如《望江南》（春未老），“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词可以用来送别。《满江红》（天岂无情）、《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兼得诗之含蓄与词之婉转。词可以用来悼亡，谁说“十年生死两茫茫”比起潘岳、元稹、韦庄就淡薄直冲了呢？词甚至可以和诗，“微雪，客有善吹笛击鼓者。方醉中，有人送《苦寒诗》求和，遂以此答之。”（《蝶恋花》（帘外东风交雨霰））。

二、以文为诗：散文技法对东坡诗体的破立重构

苏轼继承苏洵的文章观，主张文章“有为而作”，反对穿凿、虚言，注重文章的救病功能。《凫绎先生文集序》评价颜太初的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可以为高，枝词可以为美者，先生无一言”，可以看出苏轼为文的倾向。

苏文譬喻说理，寓理于文，这种特征在苏诗中同样普遍。《盖公堂记》，用今日之医事说汉初盖公治民之理，用盖公治民之理讽当下劳民之政弊；《李氏山房藏书记》指出近岁学者文词学术“游谈无根”是因为“皆束书不观”；《雩泉记》以“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来反问官吏是否能像常山一样，对百姓所求、所痛有所悲悯有所回应：他对于官吏是否可以“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的呐喊，是他作《吁嗟》诗的本旨。

其次，用文的句式写诗。如“吉祥寺中锦千堆，千年赏花真盛哉”中“哉”的使用。然而，不好的影响在诗中也有体现。有的诗太俚了，如《苏州姚氏三瑞堂》“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虽然包含董、韩典故，但仍于托请之文不合。有的诗节奏拖沓，如《莫笑银杯小 答乔太傅》“陶潜一县令，独饮仍独醒。犹将公田二顷五十亩，种秫作酒不种秔”，5-5-9-7的句式加上口语化的用词，失之流易。《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其二是苏轼对自己诗歌的描述“狂吟跌宕无风雅，醉墨淋漓不整齐”，颇适用。

三、密州问道：地域经验与儒释道思想的淬炼升华

文、诗、词在内容与风格上虽存在诸般差异，但因同为苏轼所作，故皆蕴含其一贯思想。

“齐物”。《超然台记》是一篇围绕“乐”而对人、物关系进行思考的哲思散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这是庄子“齐物”思想。“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所以足吾欲者有尽”，这是客观事实，适用于大部分“游于物内”的人，即“不齐物”的人，因为“不齐物”就会美恶辨战于内、去取择交于前，也就是权衡得失，且常常伤感于“失”。然而，伤于“失”是人原本想要追求的吗？当然不是，人最初都是追求“乐”的。怎样才能常“乐”？根本方法就是跳出“物”的限制，即跳出自身对于“物”的定义，游于物外，这样才能“无所往而不乐”，才能不至于“眩乱反复”，一如“人无贤愚，皆有可用”（《密州谢上表》）。不仅“齐物”“齐人”，也“齐地”“齐时”，在给灵隐寺知和尚的书信中，他说“虽不愜素尚，然勉为法众，何处不可作佛事”。

鲜明的主体意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句出《论语·述尔》“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落脚点在“在我”：我心可以支配我身，我并非随波逐流，即使时代洪流迅猛直下，我也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在《西斋》诗中，“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我”与“物”既是分别存在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他能看到那个独立存在的“我”，同时也明白“我”是不可能绝对独立的。在这样的观察下，无论先前是歌笑是悲叹，终能自知，才能“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任满归朝作别密州官民时才有“官居如传舍，人世等浮云”的感慨。

用世之志坚定。此时，苏轼仍汲汲于施展才能，和在凤翔时无异，“安南代北骚然，愚智共忧，而吾徒独在闲处，虽知天幸，然忧愧深矣”（《与文与可十一首》其二）。对于道家养生方，他有着清晰的定位：“此事本林下无以遣日，聊用适意可也。若恃以为生，则为造物者所恶矣。僕方苟禄出仕，岂暇为此。”（与富道士信）苏轼对道家养生方只看作闲时消遣，不必当真，在公务与方药之间，他毫无悬疑地以公务为重。这就可以见出儒、道孰轻孰重了，与他后来南迁时对道教养生的态度迥异。

苏轼密州时期的创作深刻映照其自杭州调任后的低落心境（“殊不佳”），且两年间作品多聚焦于“忧民”与“忧己”，鲜能全然摆脱这一情感基调。黄道周评《超然台记》云：“不惟文思温润有余，而说安遇顺生之理，极为透彻。此坡翁生平实际也故其临老谪居海外，穷愁颠倒，无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石斋先生对苏轼密州时期思想特质的把握是精准透彻的。

【注释】

①本研究数据系根据李增波主编《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年出版）所载文献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得出。

【参考文献】

［1］苏轼.刘尚荣，校证.东坡词傅干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9-31.

［2］沈荣森.李清照词的拟问艺术［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79-81.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