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廷舫
（接第10期）
这所学校是临河历史上第一所公办学校，名叫临河两级小学，俗称临河一校，新中国成立后称临河第一完小，后称临河第一小学。
1927年10月，晋军撤退，奉军统治了绥远，奉军将领郭希鹏代理绥远都统。在临河原由晋军委派的设治局局长也随军离去，而奉军势力对这一地区尚未顾及。短时间内，后套出现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这时，前署理五原县知事王文墀当了临河设治局局长，他为了得到地方人士支持，对办学表示热心。到这年冬天，临河一校学生达四十多人。
1927年后半年，中国南方接连发生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严重打击，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好转。而在绥远，则出现了一时的特殊政治气候，由于奉军实行“有党皆杀”的政策，共产党受他们的敌视，国民党也被视为非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受到限制。而奉军势力对远在绥西的共产党活动又一时鞭长莫及。这年冬天，刘进仁领导的中共临河支部研究决定，继续以办学为名，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派李春秀到蛮会、陕坝、乌兰淖一带活动。
当时，蛮会、陕坝、乌兰淖一带为临河设治局三区。
乌兰淖有个叫温七斤的人，是个反天主教会的积极分子，原是教会学校的教员，因反教会被开除了。李春秀到乌兰淖找到了温七斤，一起商议办学的事，被天主教神甫知道了，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不准你们成立学校！”李春秀回击说：“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办自己的学校，你管得着吗？你还占着我们的地盘，滚出去！”李春秀以临河教育局视学的名义，和温七斤一起，与外国天主教神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通过一番努力，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学校办起来了，由温七斤负责管理。
比利时籍神甫林允中从蛮会教堂调到了乌兰淖教堂，看到当地办起了公立学校，十分恼火，他一面用天主教教义威胁学生家长不让学生到公立学校上学，一面雇用了一个原在教会学校打钟的老汉到公立学校捣乱。这个老汉手持木棒，在街上吓唬到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企图阻止他们到公立学校上学，还跑到学校里大喊大叫：“神甫的命令，不准你们立学校，你们立的是魔鬼学校！”他闹得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温七斤到临河找到李春秀和刘进仁，汇报了情况。刘进仁和李春秀去找设治局局长和教育局局长说了这件事。设治局局长和教育局局长都有点惧怕洋人，唯唯诺诺，不知该怎样处理。刘进仁义正词严地说：“就是不平等条约上，也没规定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办学校，何况我们现在已不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是地方官吏职责所在，怎能容忍这种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呢？设治局应当理直气壮地出面办理这个案子！”
一些地方绅士也支持刘进仁的意见。通过争取，设治局出了个指令，让刘进仁以临河教育督导员的身份带上几名护路队的士兵，去乌兰淖办理这件事。
刘进仁到乌兰淖后，首先派兵到教堂去抓那个每天到学校捣乱的老汉。几个兵立刻行动，进了教堂，先朝天鸣了一枪，林神甫听到枪声，知道事情不妙，吓得从后门逃跑了。护兵抓来了那个捣乱的老汉。刘进仁问他为什么捣乱，他说：“都是林神甫命令我干的，我是捞人家的钱，吃人家的饭，听人家使唤。”刘进仁又把乌兰淖地方三甲公会负责人（相当于甲长）叫来，对他说：“你是当地的管事人，对我们自己国家办学校有责任，有人捣乱，你为甚不管？”这个人是天主堂的会长，典型的洋奴，但他很惧怕刘进仁一行，答应不再允许任何人到公立学校捣乱，还答应把教会学校的四十套桌凳搬来给公立学校用，并当即让那打钟老汉去给公立学校拉柴火。
当天夜晚，刘进仁在一位反教会积极分子家中召开群众会，揭露了天主堂和反动神甫反对地方办公立学校的罪恶目的，让大家觉悟起来，送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群众都表示支持。
此后，乌兰淖公立学校再上课时，没有人再来捣乱了。但反动神甫林允中并不甘心失败，跑到三盛公总教府找狄神甫告了状。狄神甫出面向归绥告状，说：“刘进仁带兵到乌兰淖教堂鸣枪示威，宣传共产，扰乱天主堂治安。”绥远当局受理了此案，并给临河发来指令称：“据天主堂司铎狄文化呈报，共产分子刘进仁带人到乌兰淖天主堂鸣枪示威，扰乱地方治安，宣传共产，速予查办。”随后又发来电报：“经查刘进仁确系共产分子，见电立捕。速解来绥，以凭核办。”
临河设治局局长王文墀和教育局局长王丕卿见了上级的指令，都紧张起来，一时不知该怎样处理。王丕卿把这事说给了刘进仁。刘进仁想了想，和王丕卿一起去见王文墀。为了使这两人对他不产生怀疑，刘进仁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一场官司，不能只听洋人的一面之词。这场官司是由天主教教会到我们办的学校捣乱引起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官司，也是设治局和教育局的官司。我要是输了，设治局和教育局也就输了。”他们觉得刘进仁说得有道理。经过研究，第一，让刘进仁暂时隐蔽起来，以防被归绥来人抓走；第二，设治局开始审理这个案子，拿出是教会捣乱而不是刘进仁捣乱的证据。
设治局局长王文墀传来乌兰淖三甲公会的两个负责人，开庭审理，最终得出了刘进仁并无不轨行动的结论。天主教会不服，还要上告。这时绥远都统易人，也就再无人过问此事了。
这场斗争过后，李春秀又到陕坝、蛮会一带活动，动员教会学校的学生到公立的临河一校和乌兰淖学校上学。先后有六七个年龄较大的学生，离开教会学校到了临河一校。
1928年暑假期间，通过中共临河支部成员的工作，蛮会也办起了公立学校，一开学就有八十多名学生，比教会的老学校人还多。
中共临河支部发动的与帝国主义教会争夺教育权的斗争一步步发展，不仅让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恐慌，倍加仇视，还引起了当地几家大地主和反动官僚们的不满，扬言：“不能让刘进仁、李春秀、王汝贤这三个捣乱鬼掌握临河的学校。”他们要夺权。1928年，教育局局长王丕卿请了三个月假，回山西老家探亲，这给了反动势力可乘之机。大地主们和反动官吏勾结起来，给设治局局长施压，硬是让一个目不识丁的地主少爷当了教育局局长，说他家有钱，能解决办学经费。这个地主少爷一上台，首先解除了李春秀的视学职务，接着制造舆论，要罢免刘进仁的临河一校校长职务。这时，临河一校有个崔某某，也和反动势力勾结了起来。这人曾是绥远团地委青年部负责人，后来被捕叛变了。此前刘进仁写信聘请萨拉齐县的进步青年来临河当教师时，崔某某知道后给刘进仁写信，要来临河当教师，刘进仁不知道他后来被捕叛变的情况就让他来了，想不到因一时一事失误而埋下了隐患。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答应罢免刘进仁后，让崔某某当校长，这个叛徒就更死心塌地地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因他知道刘进仁过去在归绥的活动情况，这对刘进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临河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叫刘进仁先到乡下躲一躲，由学校倾向革命的进步教师刘向月、高立亭出面，发动学生运动，与反动势力做斗争。
支部会议开过后，刘进仁即秘密找刘向月、高立亭谈话，布置任务。刘向月和高立亭积极性很高，信心很足，连夜召集学生积极分子开会，赶写标语，制作旗帜。第二天朝会上，高立亭登台讲话，揭露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篡夺临河教育领导权的恶劣行径和这个教育局局长上台不久就贪污办学经费的事实，带领学生高呼口号：“打倒目不识丁的教育局局长！”“打倒贪污分子！”“保卫临河一校！”接着，学生们结队走出校门，高呼口号，到设治局请愿。
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又有刘进仁等掌握和揭发的这个教育局局长贪污办学经费的铁的事实，几天之后，设治局撤销了这个地主少爷教育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叛徒崔某某也灰溜溜地离开了临河。
中共临河支部发动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刘进仁回到学校，借这次斗争胜利的实例，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讲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革命，要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该怎样打倒他们；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种种罪行，讲中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这样在学生心中播撒革命种子，为引导和培养临河青少年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1927年9月，刘进仁去宁夏找组织未能如愿，为设法与组织接上关系，回到临河后于10月用隐秘的语言给原先认识的归绥毛纺织厂的一位工人党员写了封信，说：“后套有很多绒毛，资金也已具备，打算开个毛纺厂，就差一位师傅，你能否给介绍一位？弄上机器就可以开工了。”他只是想试探一下，没想到过了些日子接到一封来信，具名贾听晨，说他已结婚，要搬上女人住娘家去。还有些别的家长里短的话。刘进仁一看便明白了，信是组织上来的。等到夜深人静，关好了门，刘进仁和李春秀把信纸用水浸湿，然后用灯烤，便烤出了用矾水写的红字，大意是中共绥远特支已建立，已知道他们建立了组织，速将组织情况报来，并告知了通信方式和地址。刘进仁知道这信是李子光同志写的。李子光同志原名贾亦中，在此化名贾听晨，他是中共归绥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
自此中共临河支部与上级组织接上了关系，通过每月通信，大体了解了当前的斗争形势，也能得到上级的指示。这样，党员的斗争目标更明确了，思路也更开阔了。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在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又将斗争目标扩展到农运和军运方面。
李春秀同志到了三区，住在陕坝，经常深入周围农村开展工作，不久发展了陕坝的陈广范、王亮滩的农民杜方方和陕坝驻军中的刘昆山入党。1928年3月，在陕坝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在蛮会也成立了党小组。在支部力量扩大的过程中，他们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发动穷苦农民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俗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是说后套地方从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早期的河套开发者王同春等在这里开通了八大干渠，此后能大面积地引黄河水灌溉，旱涝保收，能出产大量粮食。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在后套形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百分之五十的土地掌握在东部（五原）的王同春家族、中部（临河）的李干臣家和西部（现杭锦后旗）的杨米仓家族手中，另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被一些中小地主占有。广大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的贫穷境况。几家大地主掌握着乡间的政权、地权和水权，以租地、雇工、买卖、高利贷等方式对穷苦农民进行剥削。还有，这个“唯富一套”的地方，也成了各路封建军阀的吃粮养兵之地，过兵和驻军长年不断。另外，各种名目的土匪、盗贼遍地皆是。地主的剥削加上兵灾匪患，让后套的广大人民生活在深重的苦难和灾害之中。
（未完待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一级作家，曾任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出版文学、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