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勇

（接第10期）

第四章  杨廷栋世家

在河套的主要干渠中，有一条位于杨家河东、永济渠西，叫作黄济渠。黄济渠是河套地区十三条干渠之一，原名黄土拉亥河，是黄河南河与北河之间的天然岔流，历史上，其流经之地上游隶属杭锦旗，中下游隶属达拉特旗，大部分隶属达拉特旗。黄土拉亥河之名有两种说法，据民国《临河县志》记载：“按黄土拉垓渠全部地，旧隶达拉特旗，旧有黄土淖包一座，蒙古族人呼淖包，亦曰拉垓，故以此名渠。”黄土拉亥即蒙语“黄沙头”，因该渠在黄河南岸，有沙头甚多，因此得名。无论哪种说法，都是蒙汉语结合的叫法，很明显地反映出清代河套地区蒙汉融合的状况。

黄济渠的最早开发者是杨廷栋。黄土拉亥河原本是黄河汛期洪水从南岸的黄羊木头溢流形成的天生套河水套，每到夏季黄河伏汛水流入，为引水灌溉农田提供了客观条件。杨廷栋，生卒年不详，据现有文献推测，大致为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人。杨廷栋原籍陕西省府谷县，其先人在河套西部杭锦后旗蛮会镇的黄济渠下游一带经营蒙古贸易，为旅蒙商人。杨廷栋的籍贯具体在哪个乡哪个村，以及其家族具体状况和来河套的具体过程，都没有文献可以考证。可以推测，杨廷栋可能是早年跟随先辈到河套经营蒙古生意，并定居于河套黄济渠下游一带。清代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往来河套的山陕旅蒙商人，往往和蒙古上层达成协议，交付一定租金，包租土地，引水种田，从而成为地商，杨廷栋就是其中之一。杨廷栋家族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开始疏浚黄土拉亥河，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土拉亥河渠地抵押给天主教会，经历三代人。

杨廷栋先人及其经营蒙古生意的蛮会（今蛮会镇），位于杭锦后旗东北部，距旗治陕坝镇以北十八公里，北接乌拉特后旗。蛮会得名，依据当地百姓流传的说法，蛮会即蛮人汇聚之地。《巴彦淖尔盟地名志》说，据传清末蒙古族在蛮会建有佛教喇嘛庙，内地人民汇集于此，旧时称汉人为蛮子，即汉人汇集之意，后演变为蛮会。清代河套地区有不少喇嘛庙，蛮会既建有寺庙，也是商旅往来的交通要冲，逐渐吸引内地汉族人民到此谋生。当时来到河套的内地人民多为底层出身，成分复杂，这可能是蒙古族人呼之为蛮人的原因。在实地采访时还听到一种说法，蛮会在清末有一个叫王四蛮的人担任商会会长，人们就以其名代称蛮会这个地方。

清同治年间，杨廷栋包租达拉特旗乌兰卜尔即黄土拉亥河下游马二圪卜东南的乌兰巴一带蒙地，“藉黄土拉亥河天然流入之水，浇成地亩。杨姓在河附近筑坝拒水，以便耕种。”当时黄土拉亥河与兰锁渠同用一口，在鸭子兔分流。为了让黄土拉亥河更好发挥灌溉作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廷栋与管辖黄土拉亥河上游的杭锦旗达成协议，由杨氏疏浚黄土拉亥河上游，每年付给该旗水租银二百两。黄土拉亥河上游约有三十公里，河宽水深，修浚的技术条件难以达到，因此杨廷栋从鸭子兔开始加背修浚，以灌包地。杨廷栋对黄土拉亥修浚是合股集资，即由其牵头，众人集资修渠，这是河套地区开发水利的有效形式，修浚缠金渠、老郭渠等都是如此。杨廷栋开发黄土拉亥河前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地商侯双珠、郑和等人开挖长胜渠；同治十三年（1874年），地商张振达、万泰公、史老虎和郭大义组成四大股，重新开挖短辫子渠。这一时期是河套地区兴起水利开发的高潮。

限于文献，杨廷栋对黄土拉亥河修浚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意义非凡，实为公认。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五原厅志略》，著录了就黄河开口的河渠，其中有黄土拉亥渠。成书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临河县志》中，民国时期河套水利的权威专家王喆和王文景都称之为黄土拉亥渠，都认为黄土拉亥河从此由天然河流变成灌溉渠道。王喆认为杨廷栋“将黄土拉亥河整理开成渠道”，王文景认为黄土拉亥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修成。作为河套地区的大干渠，充分发挥灌溉作用，形成渠系，还需要开挖很多支渠和子渠，仅就黄济渠干渠成渠而言，杨廷栋的作用是历史性的。

河套的渠道往往由一家族数代经营，清同治至光绪年间，杨廷栋的后代继续管理经营黄土拉亥渠。由于黄土拉亥河河口常变，上游八岱一带风沙经常淤塞河道，屡修屡废，杨商逐渐衰落，渠道失修淹没。光绪初年，河套地区正值水利开发高潮时期，河套东部的地商与蒙旗王爷私下达成协议，包租蒙地，开渠垦荒，义和渠、老郭渠、塔布渠等渠的修挖热浪，深刻影响河套西部的地商。此时杨氏已经失去黄土拉亥渠下游土地的承包权。清光绪十年（1884年），杨廷栋之孙杨增详前往萨拉齐厅诉讼，要求包租达拉特旗土地。当时河套地区尚未设立行政机构，杨增祥与达拉特旗之间的官司要在萨拉齐厅裁决。因为清政府对河套地区的禁垦令没有废除，加上萨拉齐厅官府刁难敲诈，杨增详陷入窘境。时值外国天主教会经常包揽诉讼，杨增祥便借助天主教会势力与达拉特旗官府打官司。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各种教会在中国迅速扩张势力，河套地区也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主教会。清光绪年间，天主教会在磴口县建立三盛公教堂，以后逐渐在河套地区建立教堂、扩张势力，尤其集中在今磴口县至杭锦后旗的沈家河、乌拉河、杨家河及黄土拉亥河几个灌域范围。天主教会在河套地区广设教堂，招揽各族民众入会，开渠种地，免收租税，吸引了大量贫苦人民。天主教会的势力很大，中国朝廷和地方官府都非常惧怕。杨增祥“因得教士力，诉讼未至失败。乃将包地一段转租与教士，并立大发公教堂”。虽然杨增祥借助教会势力取得了胜诉，重新获得了土地的包租权，但作为回报，将所承包土地的一部分转租给教会。天主教会利用转租于杨增祥的营地，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蛮会一带建立大发公教堂，招揽教民，引水种地。从此天主教会的势力与杨增祥的地盘交错重叠，二者时常发生争水、争地、争劳动力的矛盾，而杨家似乎处于劣势。杨增祥的继母杨三寡妇性格刚强，“顾其后母杨三寡妇，屡与教会反对。时值清末，崇视外人，教士专横，杨妇益不相融。”在清朝末年崇洋媚外、教会专横的历史背景下，杨家与教会的矛盾日益激化。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波及达拉特旗。杨三寡妇趁机纠合达拉特旗蒙兵捣毁教堂，杀死教民，酿成教案。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向绥远和达拉特旗施压，要求赔偿三十七万两白银。为了偿付这笔巨额赔款，达拉特旗变卖房产凑现银十万两，以牲畜抵押十三万两，尚差十四万两。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天主教会的威逼之下，达拉特旗被迫将黄土拉亥河和灌域土地赔给教堂，灌域土地二千余顷折算为一千四百顷，每亩抵银一两。这样，加上教会已经强租的黄土拉亥河上游杭锦旗土地，黄土拉亥全部渠地沦为天主教会之手。黄土拉亥河两岸“教堂逐次林立”，有陕坝、蛮会、大发公、玉隆永、胜（盛）家营子、乌兰淖、丹达木堵等七所，之后丹达木堵教堂取消，又添三道桥、黄羊木头二所。杨廷栋家族从此被排挤出黄土拉亥河一带，其后人去向没有文献可考，实地探访中也没有发现关于其后代的信息。

黄土拉亥河渠地赔付给天主教会后，各种社会力量开发与建设水利并没有停止，其中以天主教会的投入和作用最为突出。天主教会强取河套主权无疑是侵略行径，同时也不能否认其对河套水利所做的某些贡献。天主教会在攫取黄土拉亥河灌域开发权后，为了扩张势力和吸引教民，持续二十年进行水利建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会出资整修黄土拉亥河，在马场地、高二圪旦以上另挖新口，将黄河水引入黄土拉亥河，同时开挖第一支渠即上蛮会支渠及其子渠。民国三年（1914年），教会开挖下蛮会支渠和玉隆永支渠。民国四年（1915年），教会开挖大发公支渠。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六年（1917年），地商广义永等开挖支渠三道。民国七年（1918年），教会开挖沙壕渠支渠。民国八年（1919年），教会开挖园子渠支渠，由武三挖支渠一道。民国十年（1921年），教会用转租杨家河浇地所得五万两白银，把黄土拉亥河在黄羊木头正南的天然渠口上接到保登图下弯的二万圪旦西南，开挖生工十里，宽约十五米，深二米，并将大发公渠口以下渠身辟宽到八米，经李锡九湾、刘居海圪卜、召圪台，送入乌加河作为退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基本完工，费银十万两。民国十二年至十五年（1923—1926年），农户集资开挖大南渠等十九道。天主教强占黄土拉亥河渠地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而其修整黄土拉亥河干渠、开挖支渠对河套的开发和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同年决定临河设治。清末河套地区只有五原一县，河套东部黄土拉亥河、杨家河等灌域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新县级行政机构，而黄土拉亥河灌域则成为新设立的临河县第三区，杨家河灌域则成为新设立的临河县第四区，三区与四区以黄土拉亥河为界，至今临河与杭锦后旗的分界仍然是这条渠。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各地都在收回权利，黄土拉亥河渠地的收回也提上历史日程。在冯玉祥将军支持下，临河设治局局长萧振瀛、吕咸及诸位官绅与天主教会反复交涉，最终将黄土拉亥河渠地无条件收回。《临河县志》载：“迨欧战以后，我国国际地位日进，外交亦因之日有进步。十四年，临河分治，萧局长振瀛对于黄土拉垓渠地几经交涉，嗣因奉调东去未果。十五年，东鲁于局长景文对于该渠地日谋所以收回归为国有，迭次召集绅董会议议决，迭函鲍教士到署商洽。鲍教士屡以请示总会为辞，事又中止。迨涿鹿吕局长来宰是邑，呈准绥政府，正式组织收回黄土拉垓河会议，以书面邀请邓教士到会。该教士屡爽约不到，复呈准以无条件收回。派田委员全贵接收该渠，计渠长一百二十余里。派石委员以骥接收该地，计地一千零八十顷。是役也，举三十年沉没之领土，一旦还我故物，复我主权，破我民众昏昏之迷梦，何幸如之！何乐如之！”

包西水利会议之后，设立黄土拉亥渠水利公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黄土拉亥河严重失修，加上渠线弯曲，输水能力差，渠口渐趋浅窄，导致引水量不足，下游灌溉常闹水荒。而东部杨家河因口部引黄位置好，进水量好，下游常遭水灾。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绥西水利局决定修建黄杨接口工程。工程由杨家河口部高信圪旦开口，东北达黄羊木头南五里左右接入黄土拉亥河，长十里。接口后的引水量，除补足黄土拉亥河用水外，还可以补给民兴渠、三大股渠的用水，二渠正式并入黄土拉亥河作为支渠，从此黄土拉亥河改名黄济渠，列为河套十大干渠。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善了黄济渠的引水功能。1952年兴建解放闸分水枢纽，根本上改善了黄济渠的引水效益，成为黄济渠引水灌溉的重要转折。20世纪50年代至今，灌区管理部门在黄济渠建闸清淤、裁弯建直、节水衬砌，不断改善黄济渠的灌溉条件。

黄济渠成渠之后，灌溉面积不断增加，滋养两岸土地和人民。民国十五年（1926年），黄土拉亥河全长六十公里，灌溉面积一千余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渠地亩十九可耕，村落云集，支渠纵横，为河套各渠之模范。”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黄济渠共有支渠五十道，子渠二百九十八道，灌溉面积二十万亩。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黄济渠灌溉面积扩大到四十万亩。1985年，黄济渠灌溉面积达五十六万亩。2000年，黄济渠干渠长六十八公里，灌溉面积达七十七万余亩。一百多年来，黄济渠已经成为河套地区的重要输水动脉。

纵观黄济渠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杨廷栋家族开发时期、天主教会开发时期、国民政府开发时期和新中国开发时期四个阶段。杨廷栋家族对黄济渠的开发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却掀开了黄济渠水利开发的序幕，迈出让黄济渠从天然河流变为引水灌溉渠道的决定性一步，为黄济渠之后的水利开发奠定了基础。杨廷栋后人面对天主教会的侵犯，敢于斗争，集中反映了河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杨廷栋家族开发黄济渠及黄济渠的全部开发史，对于研究河套水利史和开发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