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舫
（接上期）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为加强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力量，按照组织指示，刘进仁入共青团后不久即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担任了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
在此期间，共青团北方区委派彭振纲同志来归绥，以建立西北青年互助总社绥远分社名义，在绥远协同路作霖一起开展共青团工作。
1926年8月，由路作霖、彭振纲介绍，刘进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夏天，晋军势力扩展到绥远，商震当上了绥远都统；奉系军阀以“讨赤”名义，亦把军队开到绥远。反动军阀张作霖执行“有党皆杀”的政策，在归绥城内制造白色恐怖。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原绥远党团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绥远党团地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共党员都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本着国共合作的原则，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刘进仁入党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部署，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他和路作霖等同志一起到毛纺织厂办工人夜校，吸收工人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共青团，并秘密成立了工会；又深入郊区农村，配合杨曙晓、路作霖等同志，开展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
1927年初春，绥远都统商震为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夺，设立了归绥县“清丈局”，通过丈量蒙汉族农民的土地，强行收取“清丈费”。这一做法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对和抵制。由此，1927年3月28日，由中共绥远党组织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名义发动并组织，几千农民在归绥城南郊孤魂滩集会，举行抗议示威。杨曙晓、路作霖等同志讲话后，农民们手执铁锹、木棒，高呼着“取消清丈局、废除清丈费”等口号，冲向归绥城示威游行。队伍进到城里，许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也纷纷参加进来，迅速发展到六七千人，声势越加浩大。在群众运动的重压下，绥远都统商震被迫答应了示威群众提出的各项要求，宣布取消“清丈局”，废除“清丈费”，释放因拒交“清丈费”而遭受拘捕关押的农民，退还向农民勒索的款项，并撤了归绥县长冯某人。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大革命时期爆发的声震塞外的孤魂滩农民运动。刘进仁是这次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之一，也是游行队伍的带领者之一。
1927年春天，令刘进仁终生难忘。正当塞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关头，蒋介石背信弃义，以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大逮捕、大屠杀，白色恐怖很快笼罩了全国。
绥远的革命形势迅速发生了逆转。国民党右派很快打出了反共旗帜，和绥远都统商震秘密勾结，于6月中旬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并组建了纠察队，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逮捕和镇压。在面临敌人对他实施逮捕的危急情况下，刘进仁按照绥远党团地委组织部长路作霖的指示，由革命同志和友人掩护，离开了归绥，回后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从此，河套土地上有了本土中共党员的活动足迹。
中共临河支部的建立
刘进仁于1927年7月初回到后套，首先在临河城找到了李春秀和王汝贤。这两人都有过反对天主教教会的经历。
五四运动时，李春秀在萨拉齐县巴拉盖天主堂教会学校上学，就曾鼓动和组织同学们罢课，向天主教反动神甫示威。王汝贤在临河设治局管辖的蛮会学校当教员时，曾画过一幅反洋神甫的漫画，画了一个洋神甫，跪在持枪的中国人面前等待被枪毙，并写着说明：“洋神甫下十八层地狱。”这幅画被比利时籍神甫林允中（外号林半吊子）发现了，见了王汝贤就打，结果反被王汝贤打倒在地。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拍手称快。可是当时不可一世的洋神甫们哪肯忍受这般屈辱？洋神甫利用他们的权力，取消了王汝贤的教员资格，并扬言不准他再进蛮会城。同在这所学校当教员的李春秀支持王汝贤的行动，毅然离开了教会学校，和王汝贤一起回到了临河。当时临河设治局官府亦同教会有矛盾，他们二人的行动得到了一些上层人物的同情。通过一番活动，李春秀当了临河设治局三区代表，王汝贤到临河东关小学当了教员。
1925年五卅运动后，刘进仁在假期回后套，曾和李春秀、王汝贤有过接触，了解到他们都曾受过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迫害，都具有强烈的反帝要求和革命愿望，就将带着的一些五卅运动时的宣传材料给了他们，从此建立了联系。
这次刘进仁见了他们，向他们讲了当前绥远地区的革命形势，也向他们了解了临河的一些情况。此后刘进仁经常与他们接触。通过一段时间的进一步了解和考察，刘进仁向他们公开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1927年7月下旬某日，刘进仁在临河李春秀的宿舍开会，发展他们二人入了党。还有一位经过刘进仁联系和考察的鞋匠王福元，也同时入了党。这一天，后套土地上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中共临河支部诞生了，刘进仁任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次支部会上，刘进仁向同志们传达了绥远党团地委对在后套开辟党的地下工作的指示，再次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以及对党员的要求等。
接着，几个人一起分析了当下后套地区的形势。总的情况是后套离归绥较远，属绥宁边境，是国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地方驻军名目繁杂。1926—1927年，在后套驻防的部队有晋军、奉军、国民军（又称西北军），还有王英的护路队。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有时还要闹摩擦。行政设置方面，后套归绥远省管辖的有一县二局，即中部的五原县，东部的大佘太设治局，西部的临河设置局。再往西的磴口县属宁夏省。政权机构也不完善，多数地方属大地主士绅专权。这种混乱局面正好有利于中共地下组织发展和开展工作。针对这种状况，新成立的中共临河支部制定了在后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总的原则：深入群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方法是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来隐蔽秘密活动，利用“上层”掩护“下层”。支部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刘进仁负责全面工作，李春秀负责组织和军运工作，王汝贤负责宣传和农运工作。刘进仁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利用自己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站稳脚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和条件，搞好统一战线，开展和推进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武装等各项工作。
中共临河支部虽然是只有四个党员的支部，它的建立却意义非凡。它是在后套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后套这片地处边陲的土地上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拉开了后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序幕。就是这个党支部，开始在后套土地上撒播革命火种，点燃了势必燎原的革命的火把；同时它预示着这片原属思想荒芜的土地上必定能演绎和书写出壮丽恢宏的革命历史篇章。
中共临河支部决定，首先从办学入手，与帝国主义教会争夺教育阵地和领导权，从而打开工作局面。
争夺教育权的斗争
1925年以前，临河地方归五原县管辖。1925年5月，始置准县级的临河设治局，管理原五原县西部地域，东起丰济渠，西至乌拉河阿拉善旗东界，南至黄河，北至阴山，其范围相当于今天临河区和杭锦后旗两个地方。官府设强家油房（自此改名临河），下辖四个区。
至1927年，整个临河设治局管辖地域，只有水桐树庙、同元城两地各有一处私塾，临河城东关有一所半私塾性质的小学，全境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其他所有学校，如蛮会、乌兰淖等地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陕坝街上有两所男女分校的高小，三盛公还有一所相当于中学的神学院，都是教会所办，基本成龙配套，形成了教会学校的体系。反动教会为加强他们的统治，对中国儿童实行奴化教育，规定教区内的学生只准入教会学校，而不准进别的学校。他们宣扬教会办的学校是上帝的学校，学的是上帝的普施人间慈善恩爱；而其他学校是魔鬼的学校，学的是邪说异道。以此来愚弄和欺骗中国人民。他们不仅让教徒的子弟到他们办的教会学校上学，还千方百计地引诱非教徒子弟到他们的教会学校上学。因为没有别的学校，许多非教徒子弟要上学，只能去他们的教会学校。但许多非教徒群众并不情愿把子弟送到教会学校，因而对兴办公立学校的要求十分迫切。1926年，北平的爱国学者们集会提出了收回由教会把持的教育权问题。可见反动教会把持中国的教育权，是一个全国性问题。这时，在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后套，几个共产党人，就要聚集力量，就争夺教育权问题，向帝国主义的反动教会宣战了。
刘进仁这次回临河，以中学肄业生的面目出现，另一身份是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执行委员。当时，这两个身份都足以让这小地方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望而生畏。利用这有利条件，刘进仁在教育界开始了活动。他首先去见设治局教育局局长王丕卿。此前王丕卿当过几个月的设治局局长，卸任时遭受新任设治局长孙国栋的讹诈，被讹诈了五百大洋。李春秀为王丕卿鸣不平，写了材料向绥远省告孙国栋。李春秀给刘进仁写了信，让刘进仁帮忙。刘进仁在归绥为他找了人并起了作用。这一点王丕卿是知道的。有了这个缘故，王丕卿见了刘进仁很客气。再说他当了教育局局长，也正想做出点成绩，所以听了刘进仁提出的办学主张，当即表示支持。此后刘进仁与王丕卿成了朋友。
刘进仁说服了王丕卿，调李春秀当了临河教育局视学。从此李春秀取得了在临河教育界活动的合法身份。
时任临河设治局局长孙国栋对刘进仁也同样客气，委任刘进仁当了临河教育督导员。虽然这是个空名，但对刘进仁来说，却是个理想的职位。因为凭借这个名义，他也和李春秀一样，有了在教育界活动的合法身份。
刘进仁和李春秀一起去见设治局局长孙国栋谈办学问题，孙国栋口头上表示支持，但却以没钱为借口一再推托。在这种情况下，李春秀说：“我们自己想办法，一定把学校办起来！”
这时，绥远党组织遭到破坏，临河支部同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支部会议决定，让刘进仁到宁夏找组织接关系。刘进仁于1927年9月去了宁夏，跑了二十多天，并没有接上关系。10月他回到临河时，听说李春秀在王丕卿的支持下，七拼八凑地弄到一些木料，在临河城里选好了一个地址就开始盖房。这时已经盖起了十几间房子，其中两间大的为教室。在刘进仁回临河之前，由李春秀主办，请了一位老秀才当教员，把原来东关学校的学生招收过来，已经开课了。刘进仁回来后，经王丕卿和李春秀一致推举，当仁不让地出任了校长。 （未完待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一级作家，曾任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出版文学、影视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