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顶帐房城址全景（西南—东北）

故城南墙中部（南—北）

汉代釉陶灶

汉代釉陶博山炉

□ 郑龙龙 胡怀峰 李倩 李建新/文 菅强 胡延春 王浩 李建新/图

战国秦汉时遗址

巴彦淖尔地区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文物点共有200多处，战国、秦代的遗存较少，汉代遗存占绝大多数。这一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在此对峙，形成了既体现文化交融又颇具军事特点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长城及其附属防御设施遗址，另外还有较多的城址、墓葬、窑址等。巴彦淖尔地区发现的长城有四条，东西横亘，自南向北依次是赵北长城、秦汉长城、汉外长城南线、汉外长城北线。长城墙体依地形变化，或用石块垒砌或为夯土构筑，虽历经千年风雨，但残迹依然气势磅礴，雄伟壮阔。除墙体外，长城沿线还设有塞址、障城、烽火台等附属设施，地势险要处另加筑城堡，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秦汉时期，巴彦淖尔地区先后归属九原、朔方、五原郡统辖，在各郡下又设有属县，从中原移民实边，坚强屯垦，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御并举。巴彦淖尔现已发现的古城址中较为重要的是汉朔方郡管辖下的五座县城故址。这些古城规模较大，人口众多，周边分布有墓葬区及窑址群，是秦汉王朝对巴彦淖尔地区实行移民屯垦的实物见证。

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及墓群

巴彦淖尔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城壕村南，城址地处乌拉山南麓山前平原地带，北依乌拉山，南临黄河。这里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宜农宜牧，位置得天独厚。由于历经千年自然以及人为破坏，现仅余土陇状城墙轮廓。

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该城址进行调查、测量。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进行了复查。

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1000米。夯筑城墙，基宽12米、残高1~3米。南墙中部设一门，宽8米。城内文化层厚约1.5~2米。地面可采集到陶片、砖、瓦和铁器等战国、秦汉时期遗物。

在三顶帐房城址外东北分布有大量墓葬，面积约4000平方米。地表可见封土堆。墓葬多为多室砖券墓，墓内均有棺，甚至一室多棺。墓葬年代涉及战国、秦、汉等时代。

1980年，巴盟文物工作站曾对该汉墓群进行清理发掘，共清理6座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M1～M5为砖室墓，有多室墓和长方形单室墓，出土有陶灶、耳杯、盘及“五铢”钱等。M6为土坑竖穴墓，出土有陶罐，牛、鹿、羊、虎、兔等动物金箔片、银柿蒂饰、“庞騧次”铜印、铜灯、厌胜钱等。墓葬内未发现骨架，只发现有一束长发，近似于“衣冠”埋葬。1984年、2009年，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也分别调查登记过该墓群。

李逸友先生根据古城的位置、规模、出土遗物考证，该城为战国时期九原郡故城，历经秦汉。九原城是赵国为巩固西北疆域而建造的。文献记载，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向西开拓疆域，置云中郡，为了保住新开拓的领土，在北面的乌拉山山前修筑长城，山谷口设置城障，并在山南平原兴建了九原城，构备了完整的防御体系。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嬴政又派蒙恬北击匈奴，占领了河套及周边大片疆土，并在拓展后的北部边疆新建了三十四座县城，连并九原城，设置九原郡，九原城得以沿用。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改九原郡为五原郡，治所仍在九原城，辖有九原等十六县。王莽时期，匈奴不断南下，五原郡一度废弃。东汉初年，五原郡被卢芳所据。东汉建武十四年（38年），卢芳投降后，北边五郡归东汉王朝管领，国家发给粮食和路费，鼓励原居民还归本土。建武二十七年（51年），光武帝又复置五原郡，统辖十县。东汉末年，边疆防务涣散，汉人溃散南逃，城垣变成废墟，五原郡终告废弃。

三顶帐房城址自战国时期的赵国初建，历经秦汉，城市延续使用约五百年之久，是赵国、秦汉王朝抵御匈奴、楼烦等族侵犯的重要据点，为维护河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该城址还是巴彦淖尔地区规模较大的城址之一，城市级别较高，沿用时间较长。城址周边分布有墓葬群，与城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遗址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该城址与墓群为研究巴彦淖尔地区历史沿革、城市建置及居民生产生活、丧葬习俗等均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磴口县补隆淖城址及墓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磴口县渡口镇河壕村西，南距黄河铁桥25公里，南至磴口县城约18公里。

补隆淖城址旧称河拐子古城或临戎县故城，城址地处河套平原西南的乌兰布和沙漠中，古城东、西两侧有宽百余米、南北走向的黄河故道，现在的黄河河道在古城东约5公里处。古城城墙大多已被流沙湮埋，露出地表部分被剥蚀成土丘状。现城内散布有大量陶、瓦片残片。

古城平面略呈长方形，正南北向，南、北墙长各450米，东墙长637.5米，西墙长620米。城墙黄土夯筑，基宽约10米、残高0.5~2米。南墙中部有一豁口，应为城门所在。城内中部有一东西狭长的长方形建筑基址，地面稍稍隆起，满是堆积的遍布残铁器、炼渣、炭灰、残铜镞、铁铤等，为制造兵器的冶炼遗址，因此古城也被称为“铁城”。城址内地表散布绳纹砖、瓦，绳纹、波浪纹、方格纹陶罐、瓮、盆残片及“五铢”铜钱等具有明显汉代特征的遗物。

在补隆淖城址以西分布有墓葬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郁、侯仁之等先生在此调查城址时，对周边墓葬基本情况也进行了勘查记录。1992年9月，为配合巴彦淖尔盟开发河套的农垦工作，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磴口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墓群内的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23座。2003年，为配合哈磴高速公路建设，再次发掘了墓葬数座。

墓葬区分布面积约120万平方米。由于人为破坏及风沙雨水侵蚀，墓葬保存状况较差。

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有的有木椁。墓壁砌筑方式大多为横向平放错缝垒砌，墓底砖为“人”字形铺法。墓葬多数早年被盗，随葬品遭扰乱破坏严重。出土器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铁、石器等。陶器共出土100多件，多为泥质灰陶，纹饰主要是弦纹、绳纹、暗印纹。陶器多轮制，器形主要是壶、罐、鼎、井、仓、灶、博山炉、灯、直筒罐等。铜器有带钩、铜印、铜镜及“五铢”“货泉”“大泉五十”铜钱等。

补隆淖墓群没有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器物，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及其与补隆淖城址的关系推断，其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补隆淖墓群中墓葬的形制如砖壁木椁墓、小砖墓、大砖墓，在三封墓群、沙金套海墓群、纳林套海墓群中都有发现，墓葬特征一致。但是补隆淖墓群与其它汉墓群的随葬品组合及器类上稍有差异。如补隆淖墓群不见扁壶、鸮壶，以罐类器物较多，壶类器较少。在相近的区域内，文化现象存在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为河水阻隔所致。

《水经注》在叙述到自今巴音木仁（旧磴口）以下的黄河河道时有如下的记载：“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河水东北迳三封县故城东，汉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城戎县西百四十里……河水又北迳临戎县故城西，元朔五年立，旧朔方郡治……河水又北有枝渠东出，谓之铜口，东迳沃野县故城南，汉武帝元狩三年立……枝渠东注以溉田，所谓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汉武帝元朔二年开朔方郡县，即西部都尉治……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这一段引文里，共提到了四座汉城，并讲到了每座汉城的建置年代以及与当时河流、湖泊的相对位置，对个别地方还记录了方位和距离。补隆淖古城是本地区内沿河一带最靠南边的一座汉城，自此以南再未发现其它汉代古城遗址。现补隆淖古城城址西部有黄河故道遗迹，说明汉魏时期黄河流经补隆淖古城西部。因此，根据古城内及周边文化遗存性质、河水流向，结合《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考证该城址为汉代朔方郡临戎县故城，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初为朔方郡治，元狩三年（前120年）建三封县城后，郡治由临戎迁往三封。东汉时，郡治又迁往临戎县城。另外，汉代自武帝开边，经百余年农垦发展，边境安宁，经济繁荣。王莽扰乱、卢芳割据之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北边出现了“西至武威，东尽玄菟，胡、夷皆内附，野无风尘”的安定局面。补隆淖墓群与包尔陶勒盖墓群（即三封墓群）、沙金套海墓群、纳林套海墓群的时代大体相当，且兴盛与衰落的过程也相一致，这和西汉晚期至王莽前后特有的历史背景相吻合。

来源：《巴彦淖尔文化遗产》（陈永志等主编；文物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