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昆
“郭沫若对传统文化重估，提出‘复兴’思想是在1922、1923年间。”［1］111谈及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的起源，蒲风认为民族复兴思想的产生与郭沫若的自身经验及当时的处境密不可分，他说：“四川是最受军阀蹂躏的地方，且民国成立以来，全国几乎没有一年没有战乱，而我们的诗人的写作时代恰好又是在强邻的日本，都不待说的直接刺激起了民族思想。《女神之再生》（1920年）里便有再造新光的心意；《棠棣之花》（1920年）里更有英雄豪杰的乱世春秋中为民前锋的气概。蓬勃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在有意识地表现着。”［2］这时的郭沫若把复兴同西方的文艺复兴相联系，构建出一个源泉—失落—复兴—再失落的历史模型，以寻求一种“三代之前”的文化复兴。在郭沫若看来，“三代之前”的文化是一种自由、自然，同时充满个性化、创造性和神性的理想文化形态，它代表了文化的起源。按照此时郭沫若的想法，“三代之前”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它是一种理想的文化状态，但是此后的“三代”却是“黑暗三代”，因为“那时候，国家是神权之表现，行政者是神之代表者。一切的伦理思想也是他律的，新定了无数的礼法之形式，个人的自由完全被束缚了。”［3］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庄等又恢复了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但秦汉的文化专制导致这一文化精神又一次失落，一直到今天。因此，郭沫若呼唤“复兴”的真实逻辑其实是试图“激活那失落已久的‘根本传统’，通过一种‘隔代’的想象召唤出文化的创造力——于是，‘复兴’当然就不是守成与复古，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相反，它却是通达未来的重要方式。”［1］115由此，所谓的文化复兴乃是一种开放性和世界性的，它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所追寻的都是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理想信念，因而这一复兴就不单单指向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暗含着向其他文化借取精神资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归根结底，“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民族复兴”其实指向的是思想文化的复兴，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复兴。
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尚在日本的郭沫若就已感觉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喊出“诗歌国防”与民族复兴的口号，他借诗歌创作大声疾呼，“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唤到国防前线把侵略者打倒。//我们的国防同时是对于文化的保卫，/我们要在万劫不返的破灭之前救起人类，/我们民族的复兴是文化向更高一个阶段的突飞。//是民族复兴的时候，也是诗歌复兴的时候，/使艺术的灵魂复兴，使小说和戏剧中都有酒，/唤醒全民趋向最后的决斗！趋向最后的决斗！”［4］一方面，郭沫若在此把日本贬斥为文化破坏者，同时他又把这种破坏视为中华文化突破传统专制束缚，实现更高层次复兴的一个契机，但前提是必须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华民族复兴是鼓舞人民战斗的一个未来的期许，主要是为了激发民族抗战。它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念，而成为一种战争与政治实践，成为一种号召性的政治力量。
回国后的郭沫若把这一政治实践发扬光大，让民族复兴服务于“总体抗战”规划与设计。他在《抗战颂》中写道：“听见上海空中的炮声，/我自己只有欢喜。/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喜炮，/我们民族有了决心要抗敌到底。”①战争成为破旧立新的更新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手段，由此，郭沫若不再满足于“五四”时期的文化理想演绎，而是直接将其与抗战的现实对接，从而期待着撞击出某种创造性力量，真正实现物质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复兴。《民族复兴的喜炮》同样也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不过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对抗战信心的表达，即所谓民族复兴的允诺乃是为了激发民众抗战的信心。关于这一逻辑过程，郭沫若的《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一文有完整说明。在这片文章中，郭沫若把积重难返的北方比作陈陈相因、不易治愈的“腐肉”，将侵入华北的日寇比作贪食腐肉的“蛆”，从近代医学领域利用蛆虫消除腐肉促生新肌的角度，对目前令人忧虑的华北战局提出了新的认识，即“日本的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予了顺畅地发育的机会。旧中国非经过一次大扫荡，新中国是不容易建设的。这大扫荡的工作，却由日本军部这大批蛆虫在替我们执行着了。”而“蛆虫”的最终归宿，是在“新兴中国的土地上惨死”。因此奉劝那些忧虑华北战局的人，“只求抗战到底，莫作无谓的悲观”②。在这篇文章中，旧中国彼时腐朽的地位，日本侵略的“净化”和“扫荡”作用，以及在“扫荡”后重建契机的到来都已得到说明。但实现这一逻辑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必须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在与日本的抗战中实现自身文化、政治与现实的重塑和更新。
关于这一点，1938年1月1日郭沫若在广州《救亡日报》复刊时就有所说明，他简述《救亡日报》的发展历程，解释在广州复刊的缘由，并重申办报态度：“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愿与所有抗敌救亡之士“诚心诚意地为国家为民族而携手，而努力，而牺牲”。声明“要在文化立场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的民族贞忠之气，发动起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③在郭沫若看来，抗战胜利与民族复兴几乎是同时展开的，“踩着你们的血迹，/跟从统帅的领导，/争取最后胜利的目标。/复兴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5］。同时，中华文化的地位也得到补充性说明，即承认旧中国文化的衰颓的同时认为这一状态只是暂时的，中华文化的内质与根源仍然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这从其文化的保卫心态就能看出。因此，对旧中国文化衰颓的揭露与保卫其实并不矛盾。
为了让抗战具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合理性，郭沫若还把抗战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从一个侧面确证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魅力及其走向复兴的事实。在《复兴民族的真谛》一文中，郭沫若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富于创造力、富于同化力、富于反侵略性的，尤其是后者。“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④这样的民族精神，在清朝统治时期遭受了损失，现在正是复兴我们民族精神的时候。由此，郭沫若又返回“五四”，吸取“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复兴演绎的经验，从而提升了其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理论性，并进一步将抗战指认为民族精神走向复兴的路径。在《永远不老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神的体念》等文章中，郭沫若直接概括出中华民族具有三大特性：创造性、同化性、弹性，并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不仅指向一个伟大的民族传统，也指向一个自由、民主、饱含创造性的未来。
郭沫若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其实源自进化论，他题为《历史与人生》的学术演讲中说：“历史，从前一般人看起来是狭义的，固定的。”“今天的历史观念应当是广义的：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历史，而是地球生活的历史，太阳系的历史，宇宙的历史，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历史’的意义等于发展，是一种发展过程。”“事实上，宇宙是进化的，生命是进化的，人类是进化的。今天最顽固的人也不能反对，这是事实。”因此，在对待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态度上，郭沫若实际上是把中华文化置于一种“竞争”的比较中，从而突出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创造性与生命力，所以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就主要不是回望过去，而是一种类似进化论式的向前开拓。只不过这种向前开拓并不是简单地线性发展，而是融合了五四时期那种带有循坏影子的螺旋式递进，抗战则被视为实现这种跃升过程中必然要接受的考验与淬炼，只有经过这一考验和淬炼，民族复兴才可能真正发生。
【注释】
①初收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战声》，署写作时间为8月21日，有误，后收《沫若文集》第2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②初收上海开明书局1938年1月版《沫若抗战文存》；又收香港孟夏书店1941年10月版《羽书集》，删去《作者记》；后收《沫若文集》第11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
③初收广州战时出版社版1938年版《抗战中的郭沫若》，后收《沫若文集》第11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
④初收香港孟夏书店1941年11月初版《羽书集》，后收《沫若文集》第11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
【参考文献】
［1］李怡.复兴什么，为什么复兴？——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一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4）：111.
［2］王昭训.郭沫若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90.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6.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6.
［5］永定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永定文史资料 第11辑 八年抗日战争专辑［M］.长沙：湖南政协印刷厂，1995：112.
（本文系202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青年项目“郭沫若现代新诗中的战争书写研究”（GY2024C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