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接上期）

杨吴两家是近邻，原本关系融洽，相互都有照应，后因“风水”之争，打了一场官司。杨家实力雄厚，经营有方，十余年间，家兴业旺，日渐红火。某年，杨家正打算修建宅院，恰巧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自称熟谙阴阳五行，通晓天文地理，能知生前身后之事，说杨家占据了一块风水宝地，若按他的指点建宅修院，定能福泽延绵，后人官运亨通，可至九品。杨家听后欣喜异常，将其奉为神明，重金酬谢，听其指点修建四合大院，房间按明七暗九布局，宅院竣工后取名“抱沙厅”。几年后，果如风水先生所说，杨家财运官运双至，有一后人做了个九品小官。吴家在羡慕之余也有些嫉妒，不惜花重金请来风水先生，用堪舆之术校察地理、催旺、化煞，以期发达安康胜过杨家。风水先生煞有介事地乘着雇来的八抬大轿在吴家地界内转悠了3天，说：此处建庙可佑三地之生灵（三地指乌拉地、杭盖地和王爷地），善及当代，福泽子孙，威震四邻。吴家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当即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大兴土木，在距杨家抱沙厅北偏西的地方耗时3年建起了一座庙宇，起名“龙王庙”。建庙不久，在风水先生的挑唆下，杨吴两家便产生了风水之争。杨家说吴家压了自家的“风水”，吴家说杨家挡了自家的“财道”，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风水”之争愈演愈烈，当地蒙古总管署难以平息，于是双方各自雇来轿子，不计花费之大与路途之遥，到兰州陕甘总督府具状上诉，要求官府明断。由于无凭无据，无人作证，总督府将当事人暂时羁押起来，然后派出刀笔小吏到原被告居住地察访实情。根据察访的结果，杨家的抱沙厅明七暗九布局违反礼制，有冲“九五”之尊，以重罪论处，将宅院拆毁，判杨家当事人发配云南充军；吴家建庙虽无过失，但有滋事之嫌，庙宇收为公有，并罚纹银千两，以资办案之需。念及吴家建庙乃属善举，由总督大人书写“龙王大庙吴家修”匾额赐之，以示安抚，因此龙王庙也称大庙。这场无聊官司费时3年，各耗银愈万。杨吴两家还有债务纠纷，最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清光绪至民国初期，袁家的掌柜是袁清宪。袁清宪青少年时期在西安上学，与马鸿宾是同窗好友并有金兰之交，马鸿宾后来担任宁夏军政要职，对袁家呵护有加。袁清宪有文化、有魄力，明事达理，诚信仗义，善于结交。袁清宪因与马鸿宾的关系常游走宁夏军政两界，朋友多、人脉广。他同周边的三盛公、渡口、补隆淖尔教堂关系融洽，补隆淖尔建教堂没有合适之地，他将自家的树园子让给教会使用。袁清宪与阿拉善王爷过往甚密，也是杭锦旗王爷的座上宾，与临河、杭后一带的大户人家常有往来，自其成为袁家掌门人，主要精力投入到做生意上。大滩红泥地适宜糜子生长，所产的糜子籽粒饱满，八米二糠，炒制的炒米口感香脆，止渴生津；焖的米饭色泽金黄，筋道芳香，誉美后套，在袁清宪的推销下，成为阿拉善王爷府、杭锦旗王爷府、鄂托克旗王爷府、西公旗王爷府的炒米专供，能换回上等的皮毛、食盐、药材之类的土特产。袁家秋冬囤积粮食，春夏经航运贩往包头、太原、郑州乃至天津，返回购得日用百货、茶叶香烟之类，转手再卖给周边客户，出进有盈，获利颇丰。后来又与东边的祥泰东、义祥永联手在附近的黄河左岸开设一处简易码头，方便货物出运，拥有了自家船队。袁家一时生意兴隆，磴口地区无人比肩。据袁家后人说，他听老辈人讲袁家发展起来是靠做买卖，农田地里的收入占的比重不大。袁家还武装了一支20余人的家丁小队看家护院，兼顾邻里乡党。袁家的兴旺可见一斑。

到了民国中后期，袁家的情况直转而下。1926年，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率部援陕平甘，路经大滩在袁家吃了顿午饭。冯将军的侍从副官是袁家的本家侄子，午饭后冯将军前往三盛公宿营，袁副官则留下来处理部队修路事宜。袁副官夜间与袁清宪倾心交谈，介绍了内地“闹红”情况，说将来共产党夺得天下，富人是革命的对象，不如及早将财产分给穷苦百姓以图安身立命。袁副官的游说对袁掌柜不啻一记闷棍，使其深陷两难境地，自此之后就懈怠了，不如先前那样积极向外拓展生意和精心谋划家业发展。一年后，袁副官又来到大滩，在袁家住了半年之久，继续给袁掌柜灌输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思想。从此袁掌柜就不理世事，吃斋诵经，一心向佛，家中大小事务都由其夫人打理。袁夫人虽然精明贤淑，但毕竟独木难支，生意上的事更是无力顾及。就在袁副官离开后不久，袁家的船队在包头麻池被土匪打劫，两大船货物血本无归，船队也就此消失。

吴家见袁家掌柜如此颓废消沉，生产、生意出现下滑态势，吴二即吴君义便由平罗来上大滩定居下来，想说服袁掌柜振作精神，重操家业。袁掌柜对其劝说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整天手拿念珠呢呢喃喃，就连船队被打劫一事也是置若罔闻、不置可否。吴见劝说无效，也没法阻止袁家颓势，一年后就向袁家提出分开经营的方案，即吴家经营上滩、小滩子，袁家经营大滩、中片地段，各干各的，独立核算。袁家因主心骨惘然，也没什么异议，只有顺从。这是吴袁由合作走向分治的第一步。民国十九年（1930年）左右，两家正式分开经营。吴二悉心经营上滩，几年时间大滩当年的繁荣景象转移到了上滩，各类小作坊一应俱全，农田地里的收入节节攀升，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虽规模不及鼎盛时期的大滩，但也获利甚多，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袁家掌门地位。据说吴二为人明理，处事圆滑，善待长工，周济佃户，上下通达，左右逢源，口碑尚好，时不时还为袁家分忧解愁。由吴、袁合办的学堂也搬迁到了上滩，招收的学生翻倍，聘请的先生学养较高。磴口县过去的一些老领导张登科、张国良、李志学、王盛华等就是在上滩学校就读初小。据参加过土地改革的老干部们说，磴口县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的有150余户，家资殷实富裕还属补隆淖的老吴二，协成丰的老申二，天兴泉的老高二。可见吴二的经营能力比较出众。

吴家与袁家分开后，吴家弟兄也分了家。吴三与其长兄吴大分得了小滩子的土地，家也安在了小滩子。据吴三的儿子吴明儒说，他7岁从平罗来到后套，依稀记得生活过得并不宽裕，种的渠稍地淌水困难，种不上的地多，有时不得已还偷淌协成渠上的水，吃穿与周围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两样，穿的皮衣，吃的老米（糜米），就是能上得起学。吴三刚安置了个碾子，还没来得及盖房就解放了，生活不如二伯家富裕。据知情者说，吴三精明干练，为人强势，行事果敢，社会能力很强，曾在补隆淖当过保长、乡长，将其管辖之地治理得井然有序。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马鸿宾八十一军驻防乌不浪口子与临河八岱、黄羊一线，在补隆淖设有兵站，军需周转、新兵补充、伤兵接济这类事情很大程度得依靠地方上的配合，吴三尽职尽责，为此受到了宁夏省府的嘉奖，由此入选磴口县参议会，当选为“国大”代表。

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左右，袁、吴两家分开经营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分家，这十四五年的时间，袁家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袁掌柜萎靡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管生意，收入来源失去大半，农田地里的收入除去长工工钱所剩无几。一大家吃穿用度，加上袁立端吸食鸦片，严重入不敷出。开始几年还有积蓄抵垫，后来积蓄用完，就变卖值钱的家产，捉襟见肘维系生产生活。吴、袁两家分开后，大滩渠清淤疏浚轮流进行，袁家连清淤的工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渠得挖，不挖淌不上水，谁家也过不去。不得已，袁家老夫人骑着牲口去银川找马鸿宾主席帮忙解决，马念及旧情授意其属下——在八岱驻防的陈团长率部给袁家挖渠。部队营盘扎在东柳子郝家场面，对东柳子至渠口段裁弯取直、劈宽挖深。袁清宪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或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沉郁寡欢中过世，袁家在风雨飘摇中等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分家，至此，富甲一方的后套大户人家由颓势而坍塌，仅用了15年的时间。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吴三即吴君廉与其胞兄吴大即吴君礼来到了补隆淖，协助堂兄吴二经营小滩子并定居下来。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吴三和吴大意识到袁家不是一般的破落，而是坍塌，绝无重整家业东山再起的希望，就劝说吴二与袁家断然分家，否则将拖垮自家。其实吴二早有此意，只是袁清宪在世碍于情面，不便提出而已，这时袁清宪已经去世，其子袁立端整天抱着支大烟枪吞云吐雾，浑浑噩噩，既不会务农也不懂经商，不做什么，也不会做什么，只靠60余岁的老母苦撑危局。据说分家方案由吴三提出，土地分割维持民国十九年（1930年）吴二与袁清宪协议分开经营现状，只是自分开经营后，袁家应该承担的渠道清淤费、合办学堂费及各种社会摊派费等，因袁家无力支付，由吴家垫支。这部分垫资费用作为袁家欠吴家的债务，若无钱偿还则以土地抵偿。袁家觉得太吃亏不能接受，但又争执不过吴家，无奈之下袁家老太又骑着牲口去银川找马鸿宾主席帮忙。马鸿宾甚为同情，遂又电令仍在临河八岱驻防的陈团长速去补隆淖调停袁吴两家的分家事宜，经陈团长调停的方案是：土地维持分开经营现状，除去清淤和办学堂的费用视为袁家欠吴家的债务日后偿还，其余不能算数。这个方案似乎有偏袒袁家之嫌，强势的吴三自然不肯就服，便与陈团长发生激烈争执，结果遭到陈团长随行军士的捆绑吊打。心知肚明的吴二怎能不知日后偿还只不过是陈的搪塞之词，但改变陈的决断也非易事。出于无奈，为息事宁人，劝说吴三放弃主张服从调停，双方签字画押。旷日持久的分家纠纷就此尘埃落定，吴袁两家终于分手各行其道。吴家祖制是女眷掌管钱财，男士不得过问。据吴二后人吴国英讲，从小记得每到秋冬之交奶奶骑着牲口从平罗来大滩向袁家讨债，自然是无果而返。

吴、袁分家之后，袁家奶奶与其子袁立端相继去世，只有袁立端的夫人周氏领着尚未成年的袁福寿、袁福禄艰难度日，还有袁立端的胞弟人称袁二，协助兄嫂料理家务。袁家面对三千亩上好的土地无力种植，只有守望的无奈而无收获的希望。这时德和泉掌柜李干臣来到大滩，见袁家如此境况，动了恻隐之情，出于对孤儿寡母的同情，租下袁家的土地，据说租金不菲，一次付清。不料这笔租金到手就被袁二悉数卷走，潜回陕西老家再未露面。剩下孤儿寡母，欲哭无泪，欲告无门，凄惨之状可想而知。好在还留有东门菴二三百亩地，由莫富贵领着受苦人惨淡经营维持着母子的生活。在解放之际，袁家已成破落地主，而吴君义情况尚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君义主动将家资捐给国家，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表彰，还当选为磴口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开明地主免受群众批斗，20世纪60年代后期善终。时至今日，1960年总干渠开挖前的大滩渠旧渠道仍有遗存，吴、袁两家仍有后人生活在河套地区。吴、袁两家虽然始合终分，但合作近两百年，在河套历史上谓为罕见。因为年代久远，文献有限，河套地区对乾隆元年两家合开大滩渠、揭开河套开发序幕之事，少有知情者。以史为鉴、知史明智，吴、袁两家精诚合作开挖大滩渠的历史需要认真书写。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本篇主要参考李荣斌先生的《大滩渠的开挖》及《龙王庙与抱沙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