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耕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塔碑。这座始建于1985年7月1日的烈士纪念塔碑，高15米，塔基占地面积250平方米，由塔基、须弥座、塔座、塔身、塔帽五部分构成。纪念塔园区占地面积2285平方米。塔的东面镌刻着“烈士们永垂不朽”七个鎏金大字。塔的南面镌刻着“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碑文。纪念塔西侧的大理石墙正面刻有1928年至1951年在河套地区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有较大影响的26名革命烈士名录。
这些名字背后，是无数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感人故事。每当纪念日或清明节，总有市民自发前来，向这座纪念碑敬献鲜花，缅怀先烈；还有不少青少年在家长陪伴下来瞻仰先烈事迹，回顾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排在第一位的是乌拉特西公旗（乌拉特前旗）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恩克巴雅尔。他是草原最早播撒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英勇战士。
出生
恩克巴雅尔（1902—1928），又名金安喜，蒙古族，1902年出生于乌拉特前旗阿拉塔庆苏木毕力照海陶斯烘村（现今的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境内）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兄妹11人，8个女孩、3个男孩，家境贫困。恩克巴雅尔的父亲巴拉登道尔吉（汉语意为“坚强勇猛”）曾读过几年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见识。恩克巴雅尔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跟着父亲识字。巴拉登道尔吉教他蒙语和蒙文，也教他汉语和骑马。他学得很认真。他的母亲叫宝德桑，是一个非常勤劳善良的蒙古族妇女，家里家外全靠她一人承担家务劳作。巴拉登道尔吉给蒙古王爷放马，照料王爷的马群，以获取微薄的收入。
恩克巴雅尔8岁的时候，父亲东挪西凑送他上学。13岁那年，巴拉登道尔吉为了儿子能有出息，给旗府札萨克王爷请安，推荐恩克巴雅尔进旗府当差，王爷看在巴拉登道尔吉多年服侍王府马群的功劳上，便允许恩克巴雅尔进入旗府衙门当了见习文书。这对巴拉登道尔吉一家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和转折。此时，做了见习文书的恩克巴雅尔还没有一匹马高，每次上班前，都需要母亲宝德桑扶他上马，为他带好水和奶食，他才能骑马去旗府上班。由于恩克巴雅尔聪明勤快，做事肯下功夫，办事干净利落，旗府来往的信件公函都由他来宣读或者释义，颇受旗府上下的人喜欢。短短五年内，他由见习文书升职到文书，后又晋升为文书长，他也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成长为有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18岁的恩克巴雅尔具备两种优秀品质——父母亲的勤劳善良和旗府文书的知书达理。他目睹了旗府王爷压榨牧民，甚至鞭打牧民和佃户，抢夺他们仅有的财物，心中常感到愤愤不平。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会不平等，富人会把穷人当作工具，而穷苦人只能给富人和王爷们当牛做马呢？恩克巴雅尔心中产生了对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思考。
启蒙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向往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洪流席卷中华大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亦有所萌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报纸刊物大力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纲领，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也开始在草原上流传，恩克巴雅尔因工作上的便利，最早接触到了这些报刊。他的思想随着了解时局变化而逐步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1914年，爆发了由阿尧尔扎那梅伦领导的“独贵龙”运动，这场运动延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并波及到了黄河两岸的部分地区。“独贵龙”运动是草原贫苦牧民为了维护草原生态，反对放垦开荒，减免苛捐杂税，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斗争。
民国初年，达旗王爷逊博尔巴图自继承扎萨克后，为了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不顾牧民放牧的实际情况，大量放垦、出租、出卖土地，一次就将达旗沿河约三百顷良田租给河北邢台来的农民王同春，收取了巨额地租。这样，到民国初年，全旗牧场已开垦了80%，导致牧民无法在草原继续放牧，大部分牧民被排挤到深山、沙窝里放牧牛羊马匹和骆驼。库布其沙漠寸草不生，乌拉山树木稀疏，植被更少，岩石裸露，无法提供大批牲畜的饲草，牲畜大量死亡，再加上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逊博尔巴图王爷上台前，达旗本来就有很多苛捐杂税，如扎萨克进京费、朝贺费、敬神费、嫁娶费、埋葬费、修建费等，年达四五万元；逊王上台后又新增加养兵费、结婚彩礼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人民叫苦连天。袁世凯称帝后，逊王进京朝贡袁世凯，袁世凯加封逊王为“御前行走多罗郡王。授予三等文虎章、一等嘉乐章”，助长了逊王骄横的气焰，更加大肆收敛难民财，压榨百姓。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和阿尧尔色那梅伦等一班正直官员的反对，从而引起了“独贵龙”运动。这次运动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最后在国民政府的调停下，达成了“请愿十三条”的基本内容，减免了苛捐杂税，放垦得到了遏制，沉重打击了封建王爷的反动统治，为穷苦牧民争取到了更多的平等权利。这场革命运动对恩克巴雅尔的影响极大，使他从中看到了人民中蕴含着巨大的斗争力量，也看到了封建王爷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他的思想在逐渐觉醒。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更激起了恩克巴雅尔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二十一条》中有五条直接关系到内蒙古人民的切身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将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享有种种特权，如经商、开矿、修筑铁路等，基本上把持了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恩克巴雅尔看到国家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各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心中充满了愤懑情绪。他开始注意观察和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心为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9年初，17岁的恩克巴雅尔奉旗府之命，跟随乌拉特西公旗王爷前往北京蒙藏院任文书。在北平期间，他接触了赵世炎、邓中夏等一些共产党人和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这期间，他阅读了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7月在报刊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他影响很大。在工作中，他与蒙古族青年比较集中的蒙藏学校有了密切联系，有更多机会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亲耳听了爱国知识分子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他开阔了眼界。他还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运动的兴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坚定了为祖国、民族解放献身的信心。这期间，我们可以推测他与内蒙古早期革命者荣耀先有过接触。荣耀先是在1918年进入蒙藏学校读书的，创办过进步刊物《蒙古前途》。而恩克巴雅尔是1919年初进入蒙藏院工作的，从时间上来讲有重叠和交叉。而且，1919年5月4日，荣耀先在蒙藏学校召集了130多人参与了“五四运动”，恩克巴雅尔和北平的蒙古族青年一道也参加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他们高呼着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荣耀先应该和恩克巴雅尔有过交集。这使恩克巴雅尔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猜想，他返回草原，也许是接受了荣耀先等人的指示或者影响。同年冬，恩克巴雅尔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返回家乡，在乌拉特草原的贫苦牧民中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并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和损害蒙古族人民利益的丑恶行径，号召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革命的火种在草原上开始点燃。
（未完待续）
（作者原名吕波，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协会员、巴彦淖尔市新文艺群体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