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第一章 吴、袁世家

磴口有一条大滩分干渠，乾隆元年（1736年）由吴、袁两家合股开挖，是河套地区清代的第一条干渠。河套地区的水利开发大致以清代为界，清以前为一个历史阶段，清以来为一个历史阶段。清代以前，河套地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替发展，水利事业时兴时废。清代以来，河套水利进入一个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从清至今的河套水利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至民国为第一阶段，地商在河套水利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称之为地商水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第二阶段，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水利事业，可以称之为红色水利。河套地商水利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开挖的大滩渠。大滩渠在河套地区没有杨家河、永济渠、丰济渠、义和渠等大干渠的名气大，甚至在磴口的知名度也排在东风渠（申家河）之后，但是其开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即河套地区的水利经过了宋元明三代一千年的中断后又兴起了。

吴家和袁家是因“公主治菜园”而进入河套的最早移民中的两家。“公主治菜园”明确记载于《绥远通志稿》：“相传今临河二、三、四区，在乾隆初年，地已开辟。起源于阿拉善王娶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园，即时招用汉农开地数十顷。”根据学者研究，“公主治菜园”中的“公主”其实是一位郡主，治菜园地开始时间在雍正年间。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而实行“满蒙联姻”，对待阿拉善蒙古族同样如此。阿拉善蒙古族与清皇室的第一个联姻者是扎萨克多罗贝勒和罗理第三子阿宝。阿宝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4月被选为额驸，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成婚。清皇室嫁给阿宝的格格是庄亲王博果铎的第三女。博果铎是康熙帝的堂兄，二人同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孙。博果铎的第三女由康熙帝在皇宫中抚养，出嫁时封为郡主。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皇室博果铎之女及其陪嫁随从人员迁入阿拉善旗，阿拉善蒙古族地区种植蔬菜、小麦的庄园式农业得到了初步发展。雍正年间，清政府将贺兰山下的定远营城赏赐给阿拉善王爷阿宝居住，阿旗王府遂即由紫泥湖迁到定远营。阿宝在欣喜圣上礼遇之际，适时以公主及陪嫁人等不习惯蒙古人“食肉饮乳”之膳食，提出放垦部分旗地的请求，这就是《绥远通志稿》中的“公主治菜园”。清廷恩准了这一请求，“由宁夏派来商民耕田”。从此，“公主治菜园”便成为阿拉善历代统治者经营农业生产之方略，“清初定制，禁止开垦蒙荒，因名之曰公主菜园地。”阿拉善旗以“公主菜园地”之名行开发农业生产之实，定远营城周边遂成为阿拉善蒙古地区农业兴起和发展的摇篮。但此时的阿拉善旗农业仅局限于定远营城，还没有扩展到河套地区。

从乾隆初年开始，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放在沿黄河及乌拉河一带。这一带地域宽广、肥田沃壤、濒临水源，适宜农业发展，位于阿拉善旗东北部，属于今磴口县，已经进入河套范围。阿宝执掌阿拉善蒙古旗政期间，曾就该旗境内的耕种情形呈奏清廷：“自我蒙古所属地方至平罗边外，并缘黄河一带，有汉民出百余里种田者”，平罗边外、缘黄河一带就是指磴口，当时磴口隶属平罗县。这些从内地到河套地区耕种的农民，按规定每年缴纳地租，“所得之项以资赡养穷苦蒙古人等”，有利于改善阿拉善牧民的生计。同时，由于牧民“不谙耕种”，所以阿拉善蒙古王公也乐于“雇觅内地民人为之教习，每年农民于春时出口，各给腰牌，注明年貌、姓名、籍贯，听其教令蒙古耕种，秋收后，仍令进口。俟蒙古人等习学熟练，即行即止”。乾隆年间阿拉善旗招募的“治菜园地”移民，主要来自宁夏平罗县，招募的对象不但有一定资金实力，更需要掌握凿渠引水的技术。根据磴口文史专家李荣斌先生调查，今磴口境内尚有早期“治菜园地”移民后裔十余户，如四坝西闸的吴永智家族，宁夏平罗县籍；四坝西闸的寇天明家族，陕西西安籍，由宁夏惠农县移入；渡口大滩的袁福寿家族，陕西大荔籍；协城南营子的申姓家族，山西大同籍；坝楞夹道的常芳树家族，陕西西安籍，系“永兴正”商号的后人；坝楞黄土档的李克仁家族，陕西西安籍；渡口东地的张再兴家族，山西祁县籍，系“广庆源”商号后人；南柳子的何广仁家族，陕西西安籍。根据这些移民家族的口述历史和代差推算，这些家族的先祖约在乾隆前中期来到河套地区。乾隆初期，四坝平罗籍吴姓开挖了吴渠，从乌拉河开口，长十五里，灌田三十顷。吴姓的另一支与陕西大荔籍袁姓合伙开挖了大滩渠，从黄河开口，长五十里，灌田五十顷。约乾隆二十年（1755年），“永兴正”商号常姓与“广庆源”商号张姓合股开挖了广庆源渠即今公众渠，从黄河开口，长二十里，灌田十五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申家开挖了申家河即今东风渠，从黄河开口，长七十里，灌田七十顷。乾隆后期，何家开挖了何家渠，从黄河开口，长十五里，灌田十顷。

吴家和袁家在进入河套之前可能就已经掌握从黄河开渠引水的技术。尤其是吴家，籍贯是甘肃省宁夏府平罗县，深受平罗县水利开发的影响。在距袁、吴两家开挖大滩渠的十几年内，平罗县已开挖惠农渠和昌润渠。雍正四年（1726年）至七年（1729年），侍郎通智和单畴书会同督臣岳钟琪开成惠农渠和昌润渠。惠农渠长二百里，灌田二千七百余顷；昌润渠长一百三十里，灌田一千余顷。阿拉善旗和平罗接壤，早在雍正年间就招揽平罗等籍移民在定远营周边兴垦。阿拉善王爷之所以招纳商民到大滩渠一带垦殖，可能受到平罗开挖渠道引水灌田的启发。吴家有可能参与过惠农渠和昌润渠的修挖，至少是掌握了从黄河开渠引水的技术，否则不会贸然到磴口的沿黄草地租地垦殖。吴家是宁夏平罗县人，以经商为主兼营田产，据说平罗县城半条街的商铺都属其家族所有，时人习惯称其为吴商人家，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大户。袁家是陕西大荔县人，其祖上先是务农后改经商，家资殷实。两家如何结识，又因何一起来后套开渠垦殖已无从考证，推测吴、袁两家大概在平罗有生意往来并且私交深厚。就袁家初到河套时的情形，李荣斌先生曾采访过袁家两位后人袁福寿和袁福禄。袁福寿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袁福禄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据弟兄俩说，大滩渠是袁吴两家的先人合伙开挖的，老辈人口口相传，他们是来后套开渠的第一家，先人从平罗乘船来到磴口大滩，当时大滩周边百余里杳无人烟，遍地长着红柳、白茨、芨芨草，人在其中不辨东西。据他们称，袁家第一代开渠人是他们爷爷的爷爷。从乾隆元年至袁福寿、袁福禄近二百年时间推断，开挖大滩渠的可能是他们更早的先人。他们的爷爷叫袁清宪，主要生活年代是清末至民国前期。袁家曾藏有羊皮上用毛笔绘就的地图，可能是其先人与蒙古族签订的租地字据，封皮封底为牛皮制作，内为熟制羊皮，钩铲柔软洁白，裁剪方正，用毛笔小楷书写。这是已经签订的牛皮租地契约，应该是当时袁家与阿拉善旗王公的租地契约。在当时能取得牛皮契约的一般是资金实力强、诚信度高的商客。

据阿拉善左旗档案，乾隆元年（1736年）吴、袁两家开挖大滩渠，最初的渠线为：由东套子黄河开口经渠东、渠西间过南柳子、东柳子、北柳子、西沙湾，从郭家圪旦与樊家圪旦中间穿过进入南尖子、大滩再向下延伸至今补隆淖小滩子，末梢至艾家湾沙窝是其退水处，水大时也可能流入乌拉河。此渠线存在时间最长，从乾隆朝初年起至1960年总干渠开通截止，使用时间超过二百年。大滩渠在清代的规模因缺少资料而不详，只有民国后期的数据。陈国钧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西蒙阿拉善社会》一书记载：“大滩渠：开掘于清代乾隆年间，开掘者系山西人袁姓，渠口在天兴泉下至小滩止，全长二十余里，可灌溉田亩，约三千八百亩。”马成浩在《阿拉善旗农业概况》中对大滩渠所灌溉田亩的统计也是三千八百亩。虽然与河套清代八大干渠相比，大滩渠的灌溉面积要少得多，但作为河套地区第一条干渠，其开创的意义大于所能浇灌土地多少的意义。

吴、袁合股开发大滩渠，分为十股，吴家出四股，袁家出六股，而获益则五五分成，据说主要是因为吴家开渠的技术掌握要强于袁家。大滩渠修成之后，吴、袁两家就在河套拓展他们的家业。吴、袁两家的家业经营也是合在一起，不分家。吴家善于经营土地，袁家善于做生意。吴家熟谙引黄灌溉和套区土质条件及耕作方式方法，所以农田地里的生产谋划都由吴家定夺，袁家则掌管经营生意及其他事务。吴、袁两家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袁家股份大因而人们习惯称袁大掌柜。袁家来大滩的第一代人就定居下来，吴家则是春天种地来，秋收后产品变卖分红回平罗过冬。袁家留下守摊，冬闲时也做些以物易物的小本生意。在吴、袁两家第一代人的基础上，吴、袁两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耕地进一步增加，家畜养殖已成规模，牛壮、马骏，羊成群。对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基本做到了渠系配套、埂直地平、道路皆通，在当时河套地区尚属首家。做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也就奠定了发家致富的根本，在经营好土地的同时袁家掌柜集中精力做买卖，很快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大约在吴、袁两家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提升了档次，此时在磴口地区就有了“申七处、袁八处”之说，吴、袁两家的牛犋达到了八处，与申家不相上下。袁家还建起一座能容纳三到五百人的土围子，时人称小城子。据大滩的老年人讲，城墙铺底丈二，顶宽六尺，墙高丈二，顶端可行牛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哥老会抄洋堂，补隆淖、召滩的教民躲藏到了大滩的小城子里幸免于难。吴、袁两家前两代掌柜皆有识之士，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过往商贾乡绅、官吏公差打尖吃饭从不收费，不论高低贫富一律热情接待，聚得了人气，赚得了口碑。据说有“河套渠王”之称的王同春兴业之初，首家拜访的便是吴、袁两家的先人，汲取直接从黄河开口挖渠引水的经验技术。杨满仓开挖杨家河登门恳请吴、袁掌柜实地指导。可见当时的吴、袁掌柜在后套知名度之高。

随着大滩渠附近的垦殖事业发展，吴、袁两家在嘉庆、道光年间成为著名富户。吴家这时发展到吴云山票、吴云封、吴云汉、吴云锦兄弟等及吴云汉之子吴肇泰。此时吴家成为平罗大户，而且比较注重门庭。吴云封是嘉庆戊辰（1808年）科武举。嘉庆十九年（1814年）春，平罗士绅刘俊、张毓秀、吴起鹏等发起重修文昌阁，于第二年五月告成。在《重修文昌阁碑》中载：“董其事者，赵登泮、孔可进、吴云封；襄厥成者，吴云山票、闫大业、闫登甲、王、刘立和、闫鸿业。计费四百余金，皆出诸君拜力区处，多方募化所得。”吴云封、吴云山票都参与了重修文昌阁。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平罗重修又新书院，《重修又新书院碑记》载：“是役也，以勤勉捐输者，姚公逢春、张公伟、吴公肇泰；监督工役者，吴公云锦、王公致祥、张公应辰、徐公嘉惠云。”可见吴肇泰、吴云锦都是出资出力者。

吴家与杨大义逐渐产生矛盾。杨大义也是因“公主治菜园”而被招纳到河套垦殖的移民，其入河套比吴家要晚，早期租种吴家土地，后独立发展。杨大义与吴云汉是近邻，前者柜房在今民兴三队，后者在今西闸一队，相距不足二里，两家常有往来，摩擦不断。两家为了争“风水”而有“龙王庙与抱沙厅”的故事。李荣斌先生经过采访，对此事有较详细记载：杨吴两家当时都很有钱势，是王爷地颇有名气的大户人家。 （未完待续）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