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价值重构与东方视野

作者:王海梅

□ 王海梅

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现实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奋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也为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文学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弘扬生态文化、动员全人类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一、全球化视野下的责任担当与生态文化共识的建立

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性发展与全球化观念的辐射性渗透,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对我们生存环境的质疑和反思。在这个问题上,全球范围已经建立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每个社会成员,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应对自身的行为以及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度的审视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之一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共生问题,唤醒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与批评模式: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

“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工业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世界,强大的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各种利器”[1]。人们用这些利器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建造了许多城市,创造了被称为“财富”的诸多物质。物质文明时代的到来,预示着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的出现。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人文学者和文化研究者开始注意这个现象,“生态学”这个术语逐渐成为与工业文明相对立的名词。面对强大的技术文明的负面作用,人们开始怀念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原生态文化与文学艺术,发现人类的审美意识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冲突。这种反思的视野,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国家就能够独立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和重视东方文明以及那些被称为原始文化的价值。这一转变使得东方文化和文明得到了重新评估和认同。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场所的诗学》[2]这本书为例,说明一些问题。尽管作者来自美国,但他却对土著人的知识有深入的研究。他深入原始文化,接近并学习土著人的知识,记忆了许多植物的名称;他亲身体验日本京都的氛围,深度学习东方文化,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一实践充分说明,从全球视野出发,以文学艺术为切入点,进行生态危机的反思和责任担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和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从而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

二、价值重构与文学艺术的道德力量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发展、技术更新面前,人们曾经一度怀疑文学艺术的生存意义和其发展空间,自我贬低,提出过所谓的“文学终结论”。然而,当我们作为全球公民共同面临生态文明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挑战的时候,文学的价值反而在此背景下得以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光彩。

文学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深层次地,它是道德与诗性正义的体现。文学以最环保、最低碳的方式,保留着人类的良知与想象力,进一步揭示出我们的道德理性。从环境危机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那一刻起,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文学的存在价值,重新审视和探索文学的作用与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以及他们所崇尚的审美理念,研究和探讨《江格尔》《格萨尔》等少数民族古典文学经典中的生态意识与审美理想,承认这些文学经典所扮演的环保角色和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这种价值重构与文学艺术作用的挖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和思考方式,让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重新去审视自然,深度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汲取生态文化的启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生态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创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的文学模式和阅读模式。

文学艺术是世界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在面对生态危机时,提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和路径,并且在生态思想的表达上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世界文学艺术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就如同一座待开发的精神矿山,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挖掘出其中的精神财富。

三、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影响

在当代社会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的价值和影响深远。其倡导的绿色发展方式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文学创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赋予了作者更为丰富和深远的创作空间。这个理念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将创作的视角和思维边界拓宽到了多维度的自然空间,使得文学作品的形象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在此基础上,文学的道德性和批判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文学与法律、道德和社会的关系成为了有效的解释视角,这进一步彰显了文学在生态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文学形象的构造上,新的二元对立形象也应运而生,如破坏者与守护者、人与动物、城市与乡村等。这些新的对立形象为作家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更深入的思考空间。

在理论研究方面,“生态批评”这个专门术语的出现,表明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无疑为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也为我们理解和塑造生态文明提供了新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想不仅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和建设生态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而诞生的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批评,不仅是一场对生态系统与规律的描写与展示,同时也是一个构建涵盖所有生命个体的宇宙共同体或环境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探索。在这样的共同体构想之中,长期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不再被忽视或贬低,而是得到了重新的评价和赞誉,他们的独特价值得以显现,从而对生态共同体的全面性和多样性的认知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释】

①国际文艺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的观点,曾在国内产生强烈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5.

[2]生田省悟,编.场所の诗学[M].东京:藤原书店,2008.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