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勇
(接第17期)
杨满仓与杨米仓世家
开挖杨家河这样宏大的工程,充足的物资准备是前提条件。根据杨家河开挖之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杨家的物资准备显然严重不足。杨家为开挖杨家河的物资准备主要是器具、粮食和资金。“时在民国五年冬,预筹渠工粮款,备购器具”,开挖的前一年即民国五年(1916年)冬天,杨家就开始张罗开渠所需的渠工食粮、工资和开渠的各种器具。粮食和器具主要是“藉在沙和渠所存之粮食什物”,即杨满仓在承包沙和渠时“十年生聚”所积累的资本。杨家的资本非常缺乏,只能依靠外借。当时的河套地区,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是教会和王同春,杨家向陕坝、胜家营子、黄羊木头、乌兰淖、新堂、蛮会以及磴口等教堂借贷大批工款,同时也向王同春借了钱,共得开渠经费银五万元。杨家河干渠和支渠开挖共费银七十余万两,以杨家河开挖之初的资金准备,按照正常的规律是不能支撑下去的,但杨家在杨家河开挖之后不断借款、不停还款,在内外交困中坚持了十年,终于使杨家河展现在河套大地,这不能不说是杨家创造的一个奇迹。
从杨家河开挖之前的准备可知,杨家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物资准备四者的充分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工程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从思想准备上看:杨家开挖杨家河的决心非常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杨家河工程的艰巨性远远超过了杨家的预期,这样在杨家河开工之后,一方面是不管千难万苦,杨家河工程一直在继续;一方面是杨家自始至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从组织准备上看:杨家建立起高效的组织机制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使杨家在不利因素影响下,发挥集体的作用,互相支持配合,屡次扭转危局。从技术准备上看:杨家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开工前的技术攻关,基本上可以应对杨家河开挖过程的技术问题,这也为杨家坚持杨家河工程增加了砝码。从物资准备上看:资金不足是杨家河工程的最大难题,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杨家大量举借外债,为了弥补资金空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家河工程就像一张跷跷板,一头是工程的艰巨和资金短缺,一头是杨家的决心和团结,在整个杨家河施工过程中,跷跷板的两头基本能保持平衡,这正是杨家开成杨家河的奥义所在。
杨家河是河套十大干渠中长度、流量和灌溉面积较大的一条,杨家两代人前赴后继,历经十年挖成。从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杨家河的开挖先后经历杨满仓、杨茂林和杨春林主持阶段。杨满仓在杨家河开工不久卧床不起,实际指挥者就落到杨茂林身上,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去世,可以说杨茂林是开挖杨家河的核心人物。杨家河干渠和绝大部分支渠都是杨家出资,此外还有一些支渠和子渠是由民户出资或者集资挖成,所以杨家河是以杨家为主体的河套民众的共同创造。
民国五年(1916年)秋,杨家与王同春共同勘定了杨家河渠线,决定废弃旧杨家河口,在黄河杭锦旗马厂地新挖渠口,自杭锦旗甲登巴庙至哈拉沟后分为二支,一支经澄泥圪卜及三淖河退入乌加河,一支经哈拉沟、白柜入乌加河。民国六年(1917年)春,杨家河工程正式开工。从黄河北岸的毛脑亥口动工,因这一地段是卵石层地质构造,黄河河槽比较稳定。具体开口处由王同春选定,开口共有两次,第一次水流不畅,第二次水流大畅。开渠的劳力主要从晋、陕地区的河曲、保德、偏关、府谷、神木等县以及冀、鲁、豫等省逃来的难民中招雇。杨氏把渠工编成班,每天出十二班,最多四十班,每班二十至三十人。工程总负责人杨满仓在开工不久后,因年老体衰和精神压力过大而瘫痪卧床。杨满仓丰富的开渠治水经验和技术无人能够替代,虽然瘫痪在床,但是神志清楚,尚能继续指导子侄开渠。开渠离不开实地指挥,必要的时候,杨满仓由人背负躺入轿车之中,亲临施工现场。这样就由杨茂林执掌渠务,由杨春林协助杨米仓分管资金筹措事宜。“茂林先生躬亲督工,往来督课指挥,夙夜无稍怠。乃弟春林、文林、鹤林分段监视,披星而作,戴月而息。”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渠道通至乌兰淖,共挖生土四十余华里。此段渠宽10米、深2.5米。为了及早受益,接着开挖了乌兰支渠(即中谷儿渠、中官渠),长900丈、宽2.4丈、深5尺。开挖配套子渠三十八道,放水灌溉乌兰淖及南红柳地(今头道桥民丰一带),以期利用所得水租继续投资开渠。但由于上段高亢,水流不畅,浇地有限,收租不多,远补不起数万耗资。因续建资金缺乏,遂又与陕坝天主教堂商洽。结果按其苛刻条件,将教堂得利比例由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才得到贷款,继续开挖。
民国七年(1918年),挖至哈喇沟(今头道桥联丰一带),将干渠新工临时接入大沙沟,并派渠工随水疏通大沙沟被风沙淤塞段落,以利用水的深沟冲刷力量开扩渠道。这种以水代工的办法,减少了不少人工开支。杨满仓躺在病床上指点其子茂林用“川”字形浚河法施工,开挖渠道十五六里。此法原由黄河下游河道总督靳辅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首先采用。杨满仓的“川”字法,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但在当时的河套是一个创造,说明这时杨满仓的开渠技术已达炉火纯青境界,可以化解开挖过程中的各种难题,这是杨家河工程的有力保证。接挖干渠的同时,杨家投入白银一千六百余两开挖黄羊木头支渠,渠长340丈、宽2丈、深5尺。民国八年(1919年),干渠挖至杨柜(二道桥)大坝附近,将沙沟作为杨家河的天然退水渠。杨家又投入白银二万二千余两开挖陕坝支渠。民国九年(1920年),杨春林将个人积蓄白银3.2万余两投入工程,开挖了老谢支渠及其子渠四十一道,初步解决了刹台庙至老谢圪旦一带的土地灌溉问题。民国十年(1921年),因鼠害严重,水租、地租收缴数量减少,故出现了渠工工资和债息两亏的困难局面。杨家无奈,只得将干渠工程进度放慢,优先开挖支渠,尽快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增收水费地租,确保干渠的开挖工程继续进行。民国九年和民国十年是杨家河开挖异常艰巨的两年。面对鼠灾严重,水租、地租少,挖渠工资和债息两亏的危局,杨氏举家坚定意志,将干渠工程放缓,侧重开挖支渠,扩大灌溉效益,坚持不使渠工停顿。这两年,工人为逼要工资常常罢工,成群结队跑到杨家夺饭盆、抢饭碗,杨家人连一顿好饭都吃不上。工人为了讨要工资,甚至绑架过杨鹤林。为了应对工人讨薪的被动局面,负责工款的杨春林不得已想出一个应急的计策:编造自己因给工人开不了工资,被逼上吊自杀死了,并且假设灵堂,以拖延支付工钱时日。开渠工人看到杨家发生不幸,就答应杨家延期付资的请求。杨云林后来回忆说,其实杨春林并没有死,是要咋呼工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不得已而采取的“诈死”。杨茂林力挽狂澜,向蒙古王爷借了一千多匹马,发放给民工。有了“河南侉侉,来时背个衩衩,回时骑个马马”的佳话。
民国十一年(1922年),干渠开至蛮会退水渠。这一年,杨米仓由王爷地(今磴口县境)大生号借钱回家,受劳病故,时年五十三岁。民国十二年(1923年),干渠开至三淖梢退水渠。这一年,杨满仓因积劳成疾,不久去世,时年六十四岁。杨氏弟兄承父辈遗志,继续开工挖渠不止。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家投资白银两万八千余两,完成了三淖支渠及其配套子渠七十多道,初步解决了甲登巴庙至白脑包一带土地的灌溉问题。民国十四年(1925年),杨家河干渠挖至三道桥附近。民国十五年(1926),干渠挖至王栓如圪旦接入乌加河。在杨家河即将全线贯通之际,“十五年二月,茂林猝然患中风不起,手造地方,功在民社,积劳成疾,正命以终”。杨茂林是民国初期河套水利的代表性人物,是杨家河干渠工程的实际指挥者,在杨氏家族中又是“林”字辈的长兄,其精神和品质深深影响着杨氏族人。据杨氏后人回忆,在杨家河开挖过程中,杨茂林骑一匹高头大马日夜巡查于杨家河上下,甚至家人也很难见到。民国《临河县志》对杨茂林的敬业精神评价很高,“夫杨家河子一渠,关系全区之命脉如此。茂林毕生之精力与事业尽注于该渠,是诚不愧为实业家而兼大建筑家矣。”
民国十六年(1927年),杨氏为了解决杨家河干渠的退水问题,一方面将干渠西侧的三淖支渠梢部接挖送入乌加河,另一方面将蛮会支渠梢部接挖送入乌加河,双流退水均通畅,历时十载的杨家河主干工程至此基本竣工。截至民国十九年,杨家河干渠已有配套支渠六十七道,子渠三百五十五道。其中,杨氏投资开挖大支渠十道,子渠二百九十五道,并在干渠上修建车马大桥五座,桥下可通小木船。今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皆以桥的序数命名。民国二十年(1931年),绥远省府拟将杨家河收归国有,但是在原支修渠费未抵清前,杨家自修渠道准其自行管理。杨家河当年灌溉面积已达十八万亩,是民国十六年竣工时的六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杨君春林又因劳顿过度、外债紧逼,遂至一病不起。”杨春林在身心交瘁下病故,渠务由其三弟文林、四弟铎林继续经营。
约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933—1934年),杨鹤林因肺气肿去世,这与开挖和管理杨家河的繁重任务不无关系。杨文林也堪称水利专家,曾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与王同春、张厚田、杨嗣殷、崔国仁等一起组织汇源水利公司。在开挖杨家河的过程中,“杨文林亦因劳而致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杨文林在谦德西房顶眺望渠水时不慎栽下房屋,不治身亡。
杨氏一门父子相代,前仆后继,成为河套水利事业的光辉典范。杨铎林、杨占林、杨桂林、杨云林及子侄杨忠、杨孝、杨节、杨义、杨智、杨廉、杨从、杨信等人在前辈基础上继续挖渠。至今在河套地区以杨家名字命名的渠如杨孝渠、杨廉渠等渠,其实际主持与出资人应该是杨孝、杨廉等人。今二道桥东方红村境内的“丈渠”,为八杭盖杨云林所开,在民国时期称为八柜渠。此渠从陕坝渠开口,口宽一丈,浇灌东方红村几个生产队的土地。今头道桥镇联增村境内有杨柜渠,口宽一丈,渠长五里,浇灌联增村三队、六队、二队和七队四个生产队的土地,是杨节主持与出资开挖。像这样以杨字打头或者以杨家人名命名的渠广布在今杭锦后旗的南北各乡镇,不得不说是杨家几代人的贡献。总体上说,杨家河灌区的形成主要是杨门“玉”字辈和“林”字辈的功劳,“忠”字辈对杨家河灌区的水利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杨家河贯通之后,杨家一方面掌握杨家河的管理权,一方面在杨家河两岸购置土地扩大地盘,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家九杭盖既控制杨家河灌区的水权,又控制杨家河灌区的地权,成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杨家河为杨家私开私有,管理上也由杨家自己管理。杨家雇渠巡五十人,并设“总渠头”和“引人头”负责管理渠务。渠巡就是跑渠工,承担放水、打坝等;“总渠头”是杨家河渠务的总管家,秉承杨家负责杨家河渠系管理;“引人头”是渠务的中层管理者,负责某段渠务的管理。杨家河灌溉用水每年放口七次:一水开河期(开河水),二水清明节(桃花水),三水夏至(热水),四水入伏(伏水),五水立秋(秋水),六水大小雪之间(冻河水),七水大小寒之间(冬水)。民国十八年(1929年)包西水利会议后,河套各公有大干渠都成立了水利公社,虽然杨家河仍然属于私有,也成立了杨家河渠水利公社,不过水利公社经理一职由杨家人担任。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