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红霞

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高度交错融合的地带，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

在中国古代，河套地区以“朔方”“河南地”“河曲”“河套”等名称出现在不同的历史典籍中。该地区地跨今内蒙古、陕西、宁夏三省区，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常年降水较少，处于典型的农耕与游牧地区的过渡带。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由于阴山阻挡再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一个大大的“几”字状，形似绳套，故称“河套”。河套可细分为西套、东套两大块，“西套”指青铜峡至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东套”又包括“前套”与“后套”，“前套”指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即敕勒川），“后套”指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区域。历史上，河套地区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往往成为中原政权和北方政权争夺的焦点，频繁上演不同民族的迁入与迁出，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以大历史观看河套地区千年移民史，发掘贯穿其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河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大规模移民情况概述

考古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河套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先秦时期，山戎、土方、鬼方、猃狁等少数民族先后在河套地区繁衍生息。战国时代，河套地区是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将疆域扩展到阴山河套一带。为巩固和开发这片疆域，赵国在此设置了九原城（治所在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三顶账房古城），并组织本国百姓迁往这里垦殖，由此拉开了古代中国诸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帷幕。

（一）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移民概况

战国后期，匈奴崛起于阴山河套地区，南与秦、赵、燕三国相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在公元前215年至前214年将匈奴逐出河套，并从内地迁三万户至北河（今巴彦淖尔后套地区）、榆中（今鄂尔多斯东北部）进行垦殖。据文献记载，秦朝虽然历史短暂，但在十五年间，组织了两次向河套的移民，充实了新设置的九原郡。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9年），匈奴乘秦乱占领河南地，移民逃离河套迁回内地。

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楼烦、白羊二王，收复河套地区，设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五原），并从内地移民十万人到河套开垦。几年之后，西汉又在河套地区设置属国，以安置匈奴降者。《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俗，为属国。”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归汉称臣，开创了汉匈两族友好的局面。西汉一代，匈奴人附汉的约有十万人，大都安置于河套及附近地区。在汉匈友好的政治环境下，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发经营，河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呈现“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帜盛，牛马布野”的繁荣景象。王莽时期，新莽王朝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叛汉自立，河套陷入战乱与萧条中。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东汉内迁至河套地区与汉族杂居，在东汉政府的倡导下利用河套地区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和基础，逐渐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东汉百余年中，除了光武帝到章帝时期与南匈奴进行斗争外，河套地区主要以吸纳外族、安定移民为主，较为稳定，少数民族在河套地区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漠北的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河套，部分北匈奴人也于此时南下投汉，如“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在“五胡内迁”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河套地区呈现汉族与匈奴、乌桓、羌等少数民族大范围错居杂处局面，与之而来的是各族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与文化交流。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套地区移民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与大融合的历史阶段。河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成为北方诸族南下中原的一条大通道，这里因此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基地。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套地区先后被匈奴的前赵、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占据，民族迁徙活动异常活跃，各民族聚居的格局被打破，各族人民在生活上、精神上、社会发展上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

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北魏建国初期就十分注重发展农业，从雁门等地迁徙几十万人到河套的北部进行屯垦，并将被征服的敕勒、柔然、高丽等游牧民族安置于前套从事农牧业生产。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居河套，从事相同的农牧业生产，加上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鲜卑、敕勒、柔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交融加速发展。

（三）隋唐时期河套地区移民概况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伊始，便着力经营河套地区，先后在河套设置雕阴、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定襄七郡（州），组织民众生产。隋代的河套屯田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朔方郡、五原郡、榆林郡、灵武郡、盐川郡所在的河套地区，只有3万多农户，约12 万人口。隋朝的强盛使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率部众前来归附，隋朝将他们安置于土默川一带，并为其提供衣物和粮食。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南下附隋，隋文帝杨坚将其安置于河套地区的胜州、夏州之间游牧，并为其修建了大利城和金河城。宽松优待的政策扶持加上丰美的草场，突厥人口不断增长，至隋末其生活范围已扩大到黄河以南。

唐代的河套地区是防御突厥、回鹘、吐蕃等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阵地。为就地解决驻军的军粮问题，唐朝统治者招募内地民人迁入河套屯垦，并设置丰州，领九原县、永丰县、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辖有今河套平原及土默川平原。终唐一代，相比较于从事耕种的中原汉族，生活于河套地区的更多的是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后，唐廷将突厥及依附突厥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安置在河套境内。开元三年（715年），后突厥十姓部落（铁勒等）及高句丽莫离支高文简、颉跌都督跌思泰等率众附唐再次被安置于河套地区。

在隋唐王朝的扶持下，内迁河套的突厥民众生活安定，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汉族与突厥共居河套后，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受到内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汉族人学习突厥语、穿胡服、吃胡食、听胡乐，适应突厥的风俗习惯。突厥与汉族的文化逐渐渗透交融，推动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之后的数百年，河套地区分别为辽、西夏、北宋、金及元据有，契丹族、党项族、汉族、女真族、蒙古族分别耕牧于此。其间，由中原向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基本停滞，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迁入迁出也较少。

（四）明清时期河套地区移民概况

明清之时，中原向河套地区的移民进程是人们所熟知的“走西口”。在这一移民过程中，大量民人由长城内的山西、陕西、河北等中原腹地迁移至今天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明嘉靖时期，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又译作俺答汗）为了应对明朝的经济封锁，制定了吸引、招徕汉族人口到敕勒川垦种的政策。大量口内的贫苦农民和脱逃的军丁纷纷越界进入蒙地，安家落户。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与蒙古签订《隆庆和议》，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了蒙古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隆庆和议后，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土默川出现了大片良田，也出现了蒙汉杂居的村庄，蒙语称为“板升”。据《明实录》和《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初年板升汉族移民可能已达十万之众。大量汉族移民带来内地的耕作技术和中原文化，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走西口”移民促进了河套地区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初实行严格的禁边政策，在长城以北一线划定“禁留地”，禁止蒙汉人民进入，意在民族隔离。但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本就互补互惠，清廷禁令难以禁绝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走西口”移民潮。蒙古王公主动招垦、山陕贫民奔口外谋生的现象屡禁不绝。康熙年间，禁边政策开始松弛。清同治版山西《河曲县志》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帝批准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由此，“走西口”由非法行为转变为合法。雍正朝“摊丁入亩”改革后，人口爆炸性增长引发尖锐的人地矛盾，加之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自然灾害频发，内地贫民生存压力巨大。基于形势发展需要，清朝政府颁布了“借地养民”令，下诏内地灾民可往口外河套境内的蒙地谋生，允许蒙民收租、汉民承佃。在政府的默许和蒙古王公的招徕下，涌入河套地区的内地人民多达数十万。清末《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蒙古地带为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觊觎。财政危机叠加边疆危机，清政府彻底改变“封禁蒙地”的基本国策，下诏放垦蒙地、移民实边。开放蒙地后大量内地农民涌入河套地区。辛亥革命进入民国后，在移民实边的呼声中，河套地区继续迎接着来自内地的各族移民。此期，在山陕之外，河南、湖南、山东、河北等省民人也相继进入河套。

在“走西口”这一历时四百余年的移民活动中，大量世居山西、陕西、河北等中原腹地的人口迁徙到今天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促进了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河套地区大规模移民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影响

纵观自战国至近代的历史，河套地区以其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和南下北上的战略要地，吸引着中原汉族和北方各游牧民族到此驻足停留，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方移民热土与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地。绵延不断的大规模移民推动着各民族在河套地区交往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间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关系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共同性成分越来越多。

（一）移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进了河套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是大规模移民推动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向河套地区扩展，推动了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秦汉之前，河套地区分别为各个游牧民族所统治，生产方式以游牧经济为主。单一的游牧经济具有不稳定性，抗灾能力弱、难以自给自足，遭遇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就会陷于困顿。从秦汉开始，中原汉族移民在河套地区屯田开荒，给这里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工具，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改变了单一的游牧经济方式，形成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互动互补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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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规模移民推动了河套地区的开发建设，为河套地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历史上的匈奴、突厥、回鹘、乌桓、鲜卑、契丹、党项以及蒙古族，都曾在这里与汉族杂居共处，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河套地区，在这里兴修水利、通渠疏浚，使河套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是大规模移民均衡了长城内外中华民族的人口分布，有利于人口与土地资源匹配。历史上，中原地区人口一直较集中，往往存在开发过度的弊病，而河套地区地广人稀，从内地迁移人口到河套地区，既减轻了中原地区的人口压力，又增加了河套地区的人口，为河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

（二）移民对文化习俗的影响

历史上各族人民向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拉近了不同民族的空间距离，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增进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由多元向一体汇聚。一是大规模移民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生产、生活方式趋同。伴随着移民，各民族的生活习惯被带到河套地区，并逐渐被其他民族认同。据文献记载，早期匈奴人是不食谷物的，他们食畜肉、饮奶酪、衣畜皮、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徙。然而，到了西汉时期匈奴人的饮食、居住等习惯皆悄然发生改变。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曾多次上书汉帝请求粮谷资助，表明西汉时期的匈奴人饮食已非常倚重谷物。到了东汉时期，归顺的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倡导下开始在河套地区从事农耕，从游牧生活过渡到了农耕生活。隋唐时期，党项族尚“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然而到了北宋中期，居西套的党项人已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生产工具犁、铧、犁弯、犁项等与宋朝境内汉族农具相差无几。北宋边臣庞籍曾讲，“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在明清“走西口”移民过程中，汉、蒙等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相互通婚、相互影响，习俗、饮食都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蒙古族食品最早只有“白食”（奶制品）和“红食”（肉类食品）两种。经过长期与汉族互动交融，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蒙古族的重要食物。二是大规模移民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河套地区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学习、借鉴体现在衣食住行及艺术等各个领域。其中，胡汉服饰文化交融互鉴影响深远。胡服是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服装的总称，其衣身较为紧窄，行动便利，与中原宽大博带式样的汉族服饰有较大差异。胡服最早由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引入汉族生活，并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与汉族传统服饰相互借鉴。南北朝时期，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要求鲜卑人讲汉语、穿汉服、易汉姓。其官服便是将胡服元素融入汉服中，如其女性服饰采用汉服上衣下裳样式并加以改良，将宽袍变为合身衣裙。这些服制改革实现了鲜卑服饰文化与汉族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胡人改穿汉服的同时，南朝汉人却偏爱起胡服。在现代考古研究中发现，本是胡服的“裤褶”大量出现在南朝墓内画像砖和陶俑中。胡服汉化、汉服胡化是魏晋南北朝之际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文化交流同样表现在艺术领域。西夏宫廷音乐音节悠扬、清厉顿挫，颇有唐宋音乐之风，其中，“万里羌人尽汉歌”更生动体现了党项羌与汉族之间的艺术交流。时至今日，流行于河套地区的“二人台”艺术是历史上“走西口”移民进程中，蒙汉文化相汇交融的结果。三是大规模移民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上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从神话再造、族群认同、同源共祖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崛起于河套地区的拓跋鲜卑说自己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入居西套的党项羌认为祖先是有虞氏，铁弗匈奴自称是大禹的嫡脉相传等。进入宋辽夏金时期后，无论是契丹建立的辽朝，还是党项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建立的金朝，都自认为是中国正统而非夷狄。这些文化上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移民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经过长期移民，各民族在河套及周围地区交错杂居，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通婚，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并逐步融为一体。两汉时期，中原向河套地区的移民实边和匈奴属国设置，使汉匈人民杂居一处，匈奴人汉化、汉人匈奴化、汉匈通婚，促进了匈奴和汉族间的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匈奴、氐羌、铁弗、乌桓、鲜卑、高车、柔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河套地区杂居相处，逐渐相互融合或与汉族融为一体。例如，这一时期的匈奴“铁弗”部便是匈奴（父）与鲜卑（母）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北方突厥等少数民族南迁河套及其周边的同时，大量的汉族民众北上进入河套，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杂居或毗邻而居，相互通婚、相互影响，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辽宋夏金元时期，活跃于河套地区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族等，与迁徙到河套地区的汉族通过婚姻等形式实现血缘融合。经过长期发展，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格局。

河套地区两千余年的移民史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扇窗。河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规模移民促进了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由多元向一体的发展。把握贯穿其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以“四个共同”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将挖掘、整理、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研究成果积极转化，讲好河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对教育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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